沈旭暉：《貧民富翁》在巴西
電影《貧民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揚威奧斯卡後，不但成了西方的文化現象，捧紅了一批印度新星，產生了無數花絮，更因人情冷暖一一齊備，在中國和鄰近地區也成了熱門話題。連鎖效應下，第三世界貧富懸殊和治安等問題忽然得到國際觀眾關注，善心人都在想如何改善印度這類國家的困境。可惜問題的多面性，並未真的隨電影的討論而展開；這電影的商業計算和獎項計算，也刻意讓更深層的社會矛盾被排除在討論範圍以外。.^rL yQ d }o vm;CC
事實上，在政治學發展理論研究視野內，比《貧民富翁》更能揭示冷峻社會現實的影片，早已誕生在與印度同為「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無主之城》（City of God）和《精銳暴隊》（Tropa de Elite）都是以巴西同一貧民區為背景的著名電影。從中可見，類似區域面對的問題比《貧民富翁》好萊塢式的圖解要廣泛得多，巴西治理貧困和黑幫的經驗教訓也值得印度借鑑。首先值得研究的，是關於貧民區居民不願黑幫與政府停火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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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不開黑幫的「山頂國」T'xw$v [
在東方，習慣把居住在山頂的人視為「上等人」、富翁，但巴西的常態卻剛剛相反：1960年代開始，在里約熱內盧等大城市，當地大富之家都集中在山腳居住，貧民反而住在稱為「野花」（Favela）的由政府分配的山頂貧民區。這是因為，不少巴西人由農村投奔城市，只能住在城市外圍，同時市內貧民也被「淘汰」、逼遷到山頂，形成市內愈高愈窮、市外愈遠愈窮的經濟怪圈。這些貧民區和險要的自然地勢相結合，令它們比其他國家的貧民區更易變成三不管的獨立王國。(HA Rc ~0a+aa'{
從上述巴西電影反映的真實情況可見，那裡的黑幫大佬實行「高度自治」，連正規巴西警察落了單，也不敢進入黑幫地盤；勇於進入的，又幾乎全被黑幫收買。就政治學角度而言，某種程度上，能落實有效管治的機構，已可稱之為準政權。巴西存在不少「山頂國」，這是不能隱瞞的現實。反而巴西國家憲法提及的人權、公民、選舉、自由，對貧民而言，卻不一定是有效管治的真正組成部分。
更駭人的是，上述電影在實地拍攝期間，申請拍攝的對口單位也是黑幫，而不是正規政府。來自巴西貧民區的著名黑幫「首都第一司令部」，近年就曾多次發動對聖保羅州的正規襲擊，形式甚至仿似是「國與國」的宣戰。然而巴西貧民「國」的秩序，和意大利黑手黨在西西里島建立的黑色秩序一樣，對區內平民，倒並非一無是處。區內雖然弱肉強食，居民卻不一定希望黑幫和政府停火。*T4^4FP#~ lp5| S
根據政治心理學的組織過程理論，恐怖/犯罪組織為了延續自身的生命力，每每在決定停火後，反而對內部成員倍加嚴苛。例如每當愛爾蘭共和軍（IRA）和英國政府停火期間，只能忙著不斷捉內奸，就是為了讓組織的准戰爭機器繼續啟動。但只要這些組織繼續和政府對峙，居民就成了這些組織的有機力量，恐怖大亨/黑幫大佬們，就自覺有「責任」保護居民，維持區內一般的治安。例如居民生了病，黑幫一般會有專人負責醫治；小偷在他們的地盤出現，「領導人」也會喊捉賊—— 當然，動機都毫不崇高，只是為免小事變大、打草驚蛇而已，但起碼有點管用。反而每當政府進駐後，集團式貪污就變為常規的白道秩序，對居民而言，損失可能更大。何況巴西貧民只要在貧民區住滿5年，即可合法擁有所住土地，兩害相權，他們反而擔心換了「管治」，送狼迎虎，一切要推倒重來。而要根治貪污等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幾不可能。這恐怕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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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拉「派糖」兩面不討好u0]"[3H!m)W.S3r7[
巴西政府過去一直不明白一般平民何以甘願忍受在黑幫統治下生活、抗拒政府幫忙，直到近年左翼政客盧拉當選總統，才開始扭轉從精英俱樂部望向貧民山頂的想當然。然而，盧拉的上台，同樣帶來另一籃子的悖論，反映所謂的「貧民富翁效應」，並不容易找到解決發展中國家貧民問題的答案。
作為來自貧民區的過來人，盧拉長期擔任左翼工人黨領袖，哥哥又是正牌filter_198員，盧拉多年屢選屢敗，原本被一般評論家當作不可能當選的候選人，直到2002年向現實政治妥協，宣佈改走「第三道路」，才以主流姿態當選。在保持國際經貿繁榮的前提下，他開始了大刀闊斧的社會福利派糖計劃，宣佈對貧民區居民發放綜援和食物補貼，由國家興建公營房屋，容許地方搞部分自主的「參與式預算」，是為「零飢餓計劃」。這對實行新自由主義經年、曾為美國自由主義重要盟友的巴西來說，可說是劃時代的。
但盧拉的這些行動，很快變得兩面不討好。一方面，盧拉從前的filter_198、社會黨戰友批評他「出賣理想」，認為盧拉派糖時，並沒大舉打擊企業利潤，出發點和一些企業贊助政府熔掉貧民私藏的武器一樣，只是宣傳伎倆而已，而且對國際金融業的妥協不比前任少，及不上同屬左翼出身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另一方面，巴西傳統右派或新自由主義者自然對左翼政策不滿，在拉美勢力龐大的天主教會，也公開反對盧拉的社會福利政策，認為這會減低貧民的上進心。結果盧拉的扶貧政策，反而比從前的右翼總統在位時，激化了更多社會矛盾。
類似現象，也出現在玻利維亞、阿根廷等近年上台的左翼領袖身上，畢竟當地民眾和部分精英對「第三條道路」的概念，始終都未能完全掌握，依然較習慣二元的、非黑即白的民粹世界觀，這樣當地就比其他國家更易因為社會階級而分化。難怪不少學者近年開始把巴西等南美國家稱為「階級隔離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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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土地運動：當貧民與貧農聯合…… g8t n5y c
巴西的城市貧民本來相對獨善其身，但自從盧拉政府間接激化了他們的階級屬性，巴西的貧民和貧農就偶然開始聯合行動。在前述貧民區國中國以外，巴西貧農亦可算是國內另一個國中國，組織頗嚴密，最著名的組織包括了「無土地運動」（MST）。「無土地運動」可說是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的反全球化兄弟組織，它不但要求政府賠償農民/原住民被地主/企業霸佔或自然荒蕪的土地（須知巴西3%的精英人口占去了70%土地），還將土地問題變成以「土改」為口號的政治運動。
「無土地運動」成員多達百萬，擁有無數合作社、互助基金、民間記者一類自治實體和附庸，遠比已式微的主流拉美共黨人多勢眾，甚至比黑幫更聲勢浩大，且具有意識形態的整合性。貧民和貧農聯合一起，還不是巴西政府的憂慮所在，因為兩者本來就是執政工人黨當年在野時的堅定反右盟友。但一旦「無土地運動」的組織者改為和貧民區的黑社會毒梟相結合，理論上，受害人的組織卻不難變成逼害人的組織。屆時，它說不定有潛力成為哥倫比亞毒品王國那類有意識形態基礎、有左翼組織規模，還能傚法全球化時代網絡式結構的組織。兩者互補，足以讓巴西的「大國崛起夢」灰飛煙滅。?d|bg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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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濫用暴力，民眾拒絕禁槍
《貧民富翁》的印度黑幫佔戲頗重，童黨槍支問題亦為當中副軸，甚至成了主角兄長首尾呼應的道具。類似情形，同樣在巴西貧民區普遍存在，這也是《無主之城》、《精銳暴隊》等電影反覆探討的。bx!O? W8L7T j
巴西近年是全球槍擊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一度每年有逾4萬人死於槍械案件，這比率甚至和戰火連天的伊拉克不相伯仲，可見貧民區內黑幫內戰的慘烈。弔詭的是，4年前巴西曾舉辦反持槍合法化的全民公投，卻有2/3國民投票反對。表面上，巴西反禁槍人士的邏輯，和那邊廂的美國槍支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大同小異。美國每出現一宗致命的校園槍擊案，社會都會冒起一股禁槍熱，美國槍支協會卻總能反其道而行，宣傳說「只要我們提供一人一槍、連小孩也有槍，槍擊案在造成重大傷亡之前，行兇者就會被其他持槍者自衛殺掉」云云。但骨子裡，巴西人反對禁槍的理由、邏輯，實在和美國一類發達國家大為不同。真正的關鍵，不過是貧民信不過合法持槍的警察，因為過去數十年，巴西警察習慣嚴重濫用暴力，經常隨便開槍。尤其是在軍政府執政期間（1964~1985），巴警貪污、胡亂鳴槍交差當作執行任務的事實乃有目共睹，軍方卻無意整頓內部紀律。巴西人民情願像瑞士那樣，人人持槍自衛，針對的自然不單是黑幫，而是包括了以「反黑」為生的人。這情形在軍政府還政於民後依然如此。
既然巴西人民否決禁槍，民間槍擊案又異常嚴重，支持禁槍的有心人唯有採用「曲線禁槍」的方法，希望市民自發、自願地交出槍械，例如聯同大企業推行「舊槍換錢」計劃。雖然成效有限，而且收到的槍不少早已成廢鐵，但計劃還是被廣泛報導。為了達到進一步宣傳的效果，這些由民眾自願集結而來的舊槍會被集體熔掉，再被製造成新的標誌性龐然大物，就像當年秦始皇熔掉天下兵器、鑄造十二銅人那樣。? zb2WZi h W
不過巴西製造的不是示威性的銅人，而是鐵鞦韆、鐵滑梯、鐵搖搖板之類強調「和諧」的兒童玩意。將這些玩意聚在一起，就是一個個另類兒童遊樂場，表面上也深具警世效用。但不要以為贊助「遊樂場」的企業，並沒有利益計算。畢竟造槍、賣槍已成了巴西經濟命脈之一，贊助熔掉武器建造公園的企業得到知名度後，再得到的商機，往往還是與槍械循環工業有關。例如槍械製造商會通過和這些「良心企業」合作，來改善社會形象；而改善社會形象的目的，正是繼續大量造槍。Q0E e,b8N: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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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民區童黨以誰作榜樣？{+AKaH8V7g[-H G
舉一反三，要在印度孟買貧民區杜絕槍械問題，同樣不大可能。但與巴西相比，印度的槍械罪案問題相對輕微。畢竟印度沒有受過軍政府統治，歷屆政府都只是傾向貪污，沒有產生鐵腕傳統，無須公然縱容軍警來鞏固政權；就是姿態最強悍的國大黨總理甘地夫人，和靠民族主義起家、並暗中支持民兵的人民黨總理瓦傑帕伊，也沒有令印度變成單一性的軍管國度。縱然印度警局還是會像《貧民富翁》顯示的那樣，會用電刑一類私刑，也會敲榨百姓財物，亦會對民間暴力無動於衷，但總算還未完全淪落至兵匪合一的局面。無論印度怎樣百病叢生，在「金磚四國」中，它是唯一沒受過威權管治的國家，黑幫「國中國」的現象也相對比巴西有解決希望。這和它的社會問題發展模型，也是息息相關的。
當然，世代貧窮、世代罪惡不應是不可改變的。不少世界級巴西球星都是在《無主之城》那樣的貧民區長大，理論上，應為區內貧民提供了最好的上進樣板。但現實有時卻往往相反。近年最著名的里約熱內盧貧民區出身的巴西球星，當首推在意大利國際米蘭成名的阿德里亞諾（Adriano Leite Ribeiro）。他年少時在貧民區被姨媽帶大，唯一嗜好就是踢足球，幸運地被球探發掘，輾轉投身歐洲大球會，成為億萬富豪。這勵志故事的最大問題，是阿德里亞諾的致富過程，貧民區的同齡友人皆未親眼目睹，總以為是單純幸運，但他成名後的揮霍、濫交、今非昔比，卻一一呈現在國人眼前。
貧童往往情願投身於視線能及的牟利職業，即隨時可「創業」的販毒，因為販毒致富的過程是能見度最高的。何況好些拉美一線球星都是公開的癮君子，甚至是哥倫比亞傳奇人物希基達（Rene Higuita）那樣的販毒大佬。旁觀者不清楚，以為球員再富有都只是毒犯的走狗。畢竟他們也懂得或然率，知道自己成為《無主之城》的黑幫領袖李斯的可能性，總要比成為球星阿德里亞諾為大；他們成為李斯助手的利益，又比一旦不獲任何球會垂青的阿德里亞諾為高。結果，巴西貧民區產生了明星後，反而令區內貧童更愛投入童黨、建立黑色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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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車可鑑，印度政府準備利用《貧民富翁》帶來的經濟契機、大搞「貧民區旅遊朝聖團」之前，應該先把上述巴西電影一併研究。要是不知道「水至清則無魚」，不曉得黑幫「國中國」的癥結在於政府苛政猛於虎，第三世界的貧窮和治安問題，將始終難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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