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空軍迎來裝備盛宴：3代戰機數量壓倒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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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盛宴背後的中國空軍
　　2009年中國空軍三代戰機的數量與周邊對手“剛剛持平”，而今天，“我們的規模優勢已經建立起來”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張淚淚特約撰稿張力/北京報道
　　2015年9月3日勝利日閱兵後壹周，中國空軍於9月10日在長春再次舉行航空開放活動。繼空警-500、轟6-K等新型裝備亮相天安門廣場，空軍14個型號的武器裝備亦於此次向公眾開放。
　　以空前自信的姿態展示裝備，被空軍司令部軍事理論研究部原部長安士東視為“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空軍轉型的壹個‘標點’”——顯然它不是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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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向前追溯11年，中國空軍於2004年提出了“空天壹體、攻防兼備”的戰略指導，其具體解釋為：逐步實現由機械化向信息化、由航空型向航空航天型、由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由戰役戰術型向戰略型的轉變。
　　再前推至上世紀90年代初，以海灣戰爭為標誌的壹系列現代高科技戰爭，促動中國空軍踏上漫長的升級之路。
　　現代軍隊轉型必須以裝備的提升乃至變革為基礎，比如第三代戰機的列裝，使整個空軍的指揮、支援體系必須適應更遠、更快的要求。
　　“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別是經過軍事鬥爭準備的實踐探索，空軍戰略轉型的發展路徑、建設目標、戰略舉措更加清晰明確，步伐更加堅定有力。”安士東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我們的規模優勢已經建立起來”
　　艷陽高照，透過殲-11B全玻璃化的座艙向外看，北京天空通透無比。
　　12架殲-11B組成經典的“右機楔隊”，在師長雷凱的率領下從天安門廣場上空飛過。2009年國慶閱兵，時任團長的雷凱是空中“殲-8F梯隊”的備份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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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的空中梯隊中仍有41架二代戰機，由殲-10、殲-11構成的三代戰機陣容為35架。
　　“受閱機型的編成，反映了部隊的武器配備情況。”雷凱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作為直接擔負作戰任務的“拳頭單位”，他所在的師有3個團當時裝備了殲-8F、殲10和殲-11B飛機，在當時的空軍航空兵師中已是“最好的配備了”。
　　“三代機數量有限，不可能把精良裝備都放在壹個師裏。”雷凱解釋，新老戰機搭配使用，是轉型升級中的空軍必須經歷的過程。
　　如今，二代機已全部退出閱兵場。
　　閱兵場上的裝備，必然是該軍種的主戰裝備，至少“已經服役、性能穩定、數量夠多。由此可見，這6年來空軍主戰飛機的整體質量上了壹個大臺階”。空軍指揮學院教授王明亮告訴《瞭望東方周刊》，2009年中國空軍三代戰機的數量與周邊對手“剛剛持平”，而今天，“我們的規模優勢已經建立起來了”。
　　更多行家對中國空軍的觀察，則是體系作戰能力的躍升。
　　所謂體系作戰能力，可以通俗地解釋為“作戰力量如何才能擰成壹股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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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受閱的10個空中梯隊中，混編梯隊占到6個。預警機帶指揮通信機、指揮通信機帶殲擊機、加油機帶殲擊機，以及海航的警戒偵察機帶殲擊轟炸機、陸航的多型武裝直升機……“未來空中戰場的體系作戰壹定是由多個機種、多個要素組成的。”國防大學教授吳國輝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受閱飛機這種‘模塊化’的編組，正是反映了我軍體系化作戰的構想。”
　　作為體系作戰中的不同角色，除了最近備受關註的空警-500，運-8指揮通信機也壹再亮相。
　　“與預警機相比，指通機雖然沒有預警探測等功能，但它的指揮容量、通信距離都比前者高，可以與預警機搭配使用、各顯其能。它還可以處理壹些僅靠衛星不能完成的短程、大容量通信，戰場生存能力也更強。”王明亮說，這種飛機就是要解決體系化作戰的需求。
　　“要把各種作戰要素連在壹起，首先需要解決通信問題，所有戰場的作戰要素都要能夠入網。沒有指揮中樞是聯不起來的。”他解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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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通機的另壹個意義是滿足遠程、遠海作戰的需要。“它實現的是壹個信息‘中繼’的功能，在本土之外，將通信信號向更遠的距離傳輸。”王明亮說，“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壹個國家空軍能夠實現遠程機動作戰的重要標誌。”



從“肉眼”到“衛星”
　　特級飛行員李秋，八壹飛行表演隊原隊長，曾3次參與國慶閱兵，其中1984年、1999年在空中梯隊，2009年是地面指揮部成員。
　　“1984年和1999年，我們表演隊的殲-7都是與轟-6壹起飛編隊，當時從兩個機場起飛，為了空中會合想了很多辦法。”李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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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飛機上沒有機載導航設備，地面導航也十分簡陋，即使最好的殲-7戰機也只靠機上兩個羅盤定位。八壹飛行表演隊提出，如果遇到極端天氣、兩種飛機會合困難，是否轟-6可以退出，由表演隊單獨組隊通過天安門。
　　“轟-6的師長說不行，無論如何也得想辦法參閱。”李秋說，“後來采取的方法是，他們先飛到我們機場上空，低空通過，我們起飛5架跟它會合;他們再低空通過壹次，我們再起飛5架會合，最後整個編隊集齊，往閱兵航線飛——他們多通場幾次，反正轟炸機油料多。”
　　這個模式叫做“釣魚”，保證了低氣象條件下的空中會合。
　　壹直到1997年前後，李秋才接觸到衛星導航定位系統。
　　“1986年美國雷鳥表演隊從關島飛到北京表演。他們走國際航線，左右偏航不允許超過3公裏。當時我們都覺得不可思議。”李秋說，戰鬥機高空高速的情況下3公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10年後，第壹次接觸GPS的李秋，終於知道美國飛行員為何能夠飛得這麽精準，“有了這個，別說3公裏，300米我都不會偏。”
　　但1984年的這次起飛，對於只憑羅盤和雙眼的李秋們來說，仍然驚險無比。“因為當日天氣狀況極差，剛起飛就入雲，誰也看不到誰。”這次經歷後來還被拍成了壹部電影，叫做《強行起飛》。
　　起飛難，降落更難。轟炸機群通過天安門廣場後，由於北京的機場能見度太差，幹脆直接飛回了山西的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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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飛機都沒飛回之前擬定降落的地點。通信手段也是太落後，北京指揮部得壹架壹架找。”李秋回憶，1984年閱兵結束後，直到當天下午4點指揮部才將所有飛機的“下落”搜集完畢，確認各部隊都安全返航。
　　到了2009年，殲-10亮相空中閱兵場，“三代機上的機載設備、通信手段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妳離我多遠，儀表上都看得到。”李秋感嘆。
　　這壹年閱兵，他是地面指揮員，機場指揮部也早已換上了全電子化的指揮系統。
　　“過去是靠標圖員，頭上戴副耳機，面前壹張地圖，手裏夾3支彩筆，邊聽數據邊標註。1名標圖員的上限是能跟七八批飛機。”李秋說。
　　現在，指揮員面前的綜合信息顯示器上可以輕松顯示幾十批飛機的行蹤，“而且航線、距離、間隔、方向壹目了然。”他說。
　　2015年展示的新壹代預警機，讓李秋更為羨慕，“它可以在空中指揮整個梯隊，範圍更大。如果在戰時，它就可以告訴飛行員去哪裏最有利、哪裏威脅最大，哪裏飛來導彈。”
　　這就是體系作戰能力，“我們具備了維護國家領空安全的能力，對於我們的對手是有壹定威懾力的，我們的領空安全是有保障的。”王明亮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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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化”
　　雷凱所在部隊已連續參加6次大閱兵，為全空軍少有。
　　“以前壹說閱兵訓練，至少要搞大半年。”雷凱說，“元旦過後就要進駐華北的幾個參閱機場，其他課目基本停掉，壹門心思飛編隊。”
　　2015年勝利日閱兵，各航空兵部隊在5月底才進駐閱兵村，集中訓練不到3個月，比2009年用時縮短近壹半。
　　面對比6年前更加龐大的機群、更加復雜的編組與前所未有的隊形，很多飛行員卻認為“集訓壹個月就夠了”。
　　還有的航空兵師團不滿足於“飛編隊”，將實戰課目也帶進了閱兵村，閱兵訓練與基礎訓練、實戰化訓練同時進行。
　　雷凱率領的殲-11B飛行團，閱兵訓練與常態訓練的時間各占壹半。兩個月的時間裏，全團所有新飛行員都順利通過考核，拿到了“單飛”資格。閱兵結束後，他們緊接著就要面對大規模的實戰演習。
　　此外，與以往選拔參閱人員“挑尖子”“強強組合”不同，本次空中梯隊多為整建制參閱，幾乎所有編隊、機組都是以老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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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我們的個人實力、整體水平都極大提升了。”雷凱說，閱兵訓練雖不是實戰，卻折射著實戰化訓練成效。
　　“所以這次閱兵，從總體來看不像以往。只要平常訓練的水平達到了，就是壹個編排組合的問題。”李秋說，這取決於幾個因素：裝備更好、平時的實戰演習更多，特別是飛行員的飛行時間越來越多。這使他們在大型活動中遊刃有余。
　　“更復雜的任務都執行過了，我們心裏很有底氣。”雷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