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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帶領大律師公會，就《基本法》23條立法和政府展開角力戰的資深大律師陳景生，上月和一眾法律界選委發聲明，要求政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陳景生接受眾新聞專訪，對今次修例風波有感而發：「特區政府要保障香港市民利益公平公正，但這方面它是絕不可靠。」
陳景生又評論特首林鄭月娥的處事作風：「佢好打得，但呢頭話聽意見，嗰頭就否決晒。我覺得佢決定咗，你同佢講乜都多餘。我唔覺得佢係一個好嘅特首，如果站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首要保護香港人的利益，我覺得林鄭是不合格。」被問到林鄭對香港的破壞是否如民主黨胡志偉所言「超越董建華、勁過梁振英」，陳景生說：「我唔想咁講，但佢令我失望。我是選委，當年法律界支持邊個係人都知啦，衡量過是曾俊華比她適合，但結果佢777票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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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前主席陳景生的辦公室，位於中環雪廠街的張奧偉爵士大律師事務所。 香港首位華人御用大律師張奧偉，是陳景生的老師。盧曼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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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陳景生接替梁家傑出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時，其相對低調的作風令人關注公會可會有變，他說過：「將來在有需要發言的時候，我一定會出聲。」結果由他上任主席至卸任後，每當社會有爭議事件，陳景生都會站出來發聲，包括：DQ議員、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僭建、抗議小圈子選舉、給予傘運示威者法律支援等。
陳景生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屆畢業生，湯家驊、廖長城是他的同學，於1972年取得法律學士學位，亦是港大法律學院首位晉升為香港御用大律師（回歸後改稱資深大律師）的畢業生，目前在資深大律師名單上排第四，僅次於李柱銘、張健利、清洪。他在今年初和李柱銘提名戴啟思連任大律師公會主席。
被問到對引渡修例有何擔憂，陳景生說：「我自己得到的訊息是，每一個在大陸開過廠、做過生意的人，都同我講，喺大陸做生意，一定要做些少疏通工作，如果係咁，把刀即在每一個人的頭上：是否每個做過疏通的人，都有機會被引渡？當然，你會話修例之後，中國唔會無端端引渡，但係可以俾一個藉口去做，我覺得不是危言聳聽，是有實質問題存在。」
「修例對於在一國兩制下，如何看香港與中國制度的不同，有好大影響，要好小心處理。香港咁多年來同內地都沒有引渡協議，多年來我們都暢順渡過。我認為現在的修例是不必要，修例對香港國際形象有影響，香港人要三思，唔係好似我哋特區政府自吹自擂話一國兩制好成功，別人唔覺得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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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法律學院首屆畢業生，後排左五是陳景生，右五是湯家驊；第二排左一是廖長城。港大法律學院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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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坊間提出的不同方案，陳景生支持大律師公會提出修訂《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容許在港調查及審訊台灣殺人案的疑犯，取代引渡安排；民主黨尹兆堅早前提出相關的私人條例草案。陳景生說：「希望用此方法先處理台灣殺人案，至於引渡，其實沒需要有一條法例可cover晒全世界，咁多年過了，也沒大問題。」
公民黨楊岳橋提出的《2019年侵害人身罪（修訂）（域外法律效力）條例草案》私人條例草案，令香港法院可就謀殺及誤殺案件，擁有域外法律權力，建議同樣為處理台灣殺人案。不過，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早前稱，大律師公會、尹兆堅和楊岳橋的建議均不可行，其中一個原因是處理刑法追溯期，會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12條第（1）款，即刑事罪及刑罰沒有追溯力。
陳景生反駁指：「鄭若驊一方面說，有追溯力就違反人權；但另一方面又話，修例本身不可以說沒有追溯力（否則不能處理台灣殺人案），修例後，無論你幾時喺內地犯事，香港政府都可將你引渡。那她是什麼意思呢？我覺得唔係好通。而且，普通法並非一定不可有追溯權，有些要彈性處理，這是普通法的特點。」
那麼，田北辰提出、獲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支持的「港人港審」建議又如何？鄭若驊也指，有關建議具刑事追溯力及實際操作的問題，會為香港行之已久的「屬地原則」帶來根本性改變。陳景生則認為：「如果干犯的罪行純屬其他國家的，港人在港審訊，似乎不太啱；如罪行在香港是沒有的，也無理由可在港審訊，要看罪行發生的地點。舉例某人在泰國誹謗泰王，香港雖然有刑事誹謗罪，但在港審訊又是否適合？要先小心研究。」
「陳弘毅是一位資深法律學者，他的見解我們應該重視，但各位市民不要因某人有這樣見解，就即刻接納，應要獨立思考。正如我也不會話陳景生講的，大家就要信，這是不對的。」
另一位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提出，在修例框架之下，引渡應只適用於有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國家。陳景生又認為如何？「簽了約當然最好，但好多時，簽了不等於不會違約，沒簽的也不等於一定會違反公約。我認為原則是：將香港人交予另一個司法系統進行審訊，香港政府應對市民的基本人權有責任，把人交出去之前，要肯定相關的司法系統，是一個令人滿意、有信心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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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運後2015年，陳景生（中）與執業律師張惠儀（左一）、社聯前行政總裁方敏生（左二）、醫學會會董蔡堅（右二）、會計師蒲錦文（右一），成立「雨傘援助基金」。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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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生續說：「內地從來不相信司法獨立，這是大問題，又要講三權合作，即係差唔多行政話晒事，它的司法是否合乎我們的要求，是一個好大的疑點。」
「香港也會說『特首主導、行政主導』，但不是說香港沒有司法獨立。修例之後，說特首把關、行政機關去睇每個個案，在香港給予市民幾多信心呢？這個本身是司法問題，但將來司法機關可以做的很少，內地拿一份口供來、印章是真的，西環也說查過了，可能已經表證成立，法庭能做幾多呢？將人押了返大陸之後又點呢？我覺得香港人的憂慮，是有理由的。」
「香港人對內地政府，沒信心、有戒心，因內地政府成日搬龍門，好多例子，香港人不信是有理由。」
陳景生說，今次修例如果是特區政府自行想出來，「那就好不智，點解要這趟渾水，『捉蟲』啊；如果是中央想做、硬指令，特區政府一定做，並說會把關，但點信你呢。」至於修例是否與中美貿易戰有關，陳景生指難以分析，「但特區政府是否應用這個態度呢，香港有《基本法》、講到明一國兩制，如果港府諗住修例是幫中央，我想不到點樣可以幫到，分分鐘仲會失去埋香港有的，例如獨立關稅區地位。」
陳景生2003年帶領大律師公會反對23條立法，坊間有人說，現在的社會氣氛猶如2003年，陳說：「個mood是有點相似，但環境變了。香港市民雖然對修例有很多憂慮，但始終香港的客觀環境，與2003年不同，當年政府很多施政令市民不滿，才有大爆發，但今時今日再有幾十萬人大規模上街，我相信很難再發生。」
「希望立法會議員良心發現，自己諗清諗楚，是否應咁做。至於有何其他抗爭方法，我想不到一些具體的。大律師公會不是政治壓力團體，雖然以前因不同議題辦過黑衣遊行，但很靜態，就算出聲明也是書生論政，可以做的也就是這些。但大家有什麼可以做，就應盡量做。上一次4月的遊行我有事未能參加，如果再有遊行的話，分分鐘我自己都會參加。」
陳景生又說：「我覺得23條係會嚟緊，立法也是香港憲制上的責任，始終要做，但如果有真普選先做會更好。」將來香港又有引渡返大陸、又有23條，點算？「咁咪一國一制啦。」
「香港最好，是能有真正的一國兩制，不是溝淡的、不是有中國社會特色的。」
「我今次接受訪問，是希望市民要有獨立思考，社會能有多些想法、討論，不要因為政府說了，或者某某人說了，就相信。」陳景生這位資深大狀深信，真理，愈辯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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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陳景生（紅衣）辦過不少講座，與社會各界討論23條立法的問題。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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