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weqweqwe 發表於 2006-4-26 04:5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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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20 發表於 2006-4-29 07:58 AM
薩爾滸之戰,是李如松與努爾哈赤兩兄弟的對決,最後李如松得以生還,是否努爾哈赤顧念兄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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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之戰也是明朝的火器與清朝的冷兵器對決,明軍擁有強大的火力卻以大敗告終,雖然最終努爾哈赤死在袁崇煥的炮火下,但還是導致清朝對火器的輕視,影響不可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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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外遼東第一局:薩爾滸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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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5日10:52 作者:秦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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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策伐謀,中設險,垂關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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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高望,烽連堠接,豈雲難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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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在帷中疏遠略,軍囂帥債先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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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閒間,送卻舊江山,無堅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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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紅粉,隨胡騎,盻金繒,歸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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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征夫殘血,沙場猶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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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落源閨飛怨雨,魂迷遠道空成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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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方召亦何如,無人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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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江紅》(明)陸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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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滿江紅》,寫於明末萬曆年間。這首詞非大家手筆,算不得詞類精品,流傳也不廣,但其中悲愴憤鬱之情令人感慨。據說此詞的背景是西元1619年明朝大軍與後金八旗軍在遼東發生的一場大規模的戰役──薩爾滸戰役。「怪在帷中疏遠略,軍囂帥債先披靡」兩句,寫的是薩爾滸戰役中明軍統帥的指揮失度。由於「疏遠略」的明軍主帥犯了輕敵、冒進等一系列主觀錯誤,使明軍遭受了一場百年未遇的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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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後的毛澤東曾經指出,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而且還取決於雙方的主觀指導能力。[1] 事實上,當時明朝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是優於後金的,但由於指揮員缺乏出色的主觀指導能力,最終導致了無法挽回的敗局。相反,征戰一生的努爾哈赤採取了正確的戰略戰術,一戰奠定了後金軍事強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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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是明軍一系列失敗的開端。一般地,歷史上把薩爾滸戰役看做為明與後金戰爭的揭幕戰。對於明朝而言,薩爾滸戰役雖不至一戰而覆國,但帝國的噩夢真正開始了。此戰後明朝在遼東的軍事部署由進攻轉入防禦,遼東地區陷入數十年的爭戰中。在這場長期戰爭中,明軍負多勝少,最終徹底丟掉了遼東,「等閒間,送卻舊江山,無堅壘」。長期的戰爭徹底拖跨了明帝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成為明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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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乃京師左臂,有著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由於張居正時代的俺答封貢徹底消除了北部蒙古各部落的威脅,遼東就成為明朝邊事戰略體系的重中之重。做為京師最重要的戰略緩衝地,遼東若落入後金手中,明朝就只剩下山海關一處險關,京師便會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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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大地,沃野千里,物產豐富,是元末明初以來漢人、女真人、韃靼人等各族共同的棲生之地。這片土地在明朝的主長城之外,屬於明朝的邊外轄區。整個遼東在疆域上具有相當的完整性,只允許有一個軍事強權存在,而不可能為明朝與後金所共用。因此,隨著後金的迅速崛起,當時遼東的歷史發展趨勢是,要麼繼續為明朝統治,要麼為後金吞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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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漢文化影響的努爾哈赤比他那些落後的族人們在思想上更具前瞻性,在行動上更具侵略性。建立後金國後,努爾哈赤已按捺不住自己的萬丈雄心,他野心勃勃地要為女真人爭奪更廣闊的生存空間,要帶領女真人走出世居的蠻荒之地,與遠遠領先於女真的先進文明去碰撞、去交鋒。這場交鋒註定是你死我活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向大明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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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赤的決定在當時相當冒險。因為他所面對的明朝,是一個有著巨大疆域的帝國。無論是政治經濟發展水平還是軍事實力,明朝都遠遠超過剛剛擺脫部落生存模式的後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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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兩國相爭,師出無名者必會在戰略上失掉先機。努爾哈赤很清楚這一點,因此他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以祭天誓師的方式提出了七大恨。七大恨極力渲染愛新覺羅家族及女真部落所受的欺凌和壓迫,將明朝斥之為不仁不義,試圖在日益緊張的民族關係上佔據主動。七大恨激發了滿族對漢族的民族主義仇恨,這種仇恨對明末清初的滿漢對立起到了至為關鍵的影響作用。直到皇太極時代,皇太極還曾與袁崇煥下書,痛切地陳詞七大恨,後被袁崇煥回書委婉的一一駁斥。皇太極後來木刻揭榜「七大恨」,做為供滿人世代觀瞻的國寶級「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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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七大恨起滿族人對明朝充滿了仇視,隨著滿清軍事上的不斷勝利,這種仇視漸漸轉化為歧視,到滿清統一中國後,這種歧視達到了一個頂峰。從輕視火器技術的運用到武力強制推行滿服和辮發,這種歧視和仇視的痕跡可以說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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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流史料把七大恨總結為女真人長期遭受明朝壓迫的一次總爆發,有說「哪里有民族壓迫,哪里就有民族反抗」[2] 的,也有說「有反抗民族壓迫的正義的一面」[3] 的,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這個正義的符號顯然是後人強加的。七大恨中的一部分為私怨家仇,一部分為邊事爭端,很難厘清孰是孰非。現代人解讀七大恨,自然會知悉這只不過是努爾哈赤為了爭奪遼東控制權而尋找的一個宣戰藉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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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與明朝為敵,後金做了長期而充分的準備。明朝對此猶自茫然無知,帝國不堪重負的車輪,只是靠著「慵懶」的慣性緩慢地往前推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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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七大恨後,努爾哈赤率領後金八旗軍拉開了進攻的序幕,迅速攻佔了撫順和東州等地,斬殺明總兵張承胤,收降明遊擊李永芳,擄掠人畜三十萬之巨,獲馬九千匹、甲七千副。敗報至京,朝野震驚。明廷決定調兵四方,大舉征剿。後金也厲兵秣馬,嚴陣以待。遼東地區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戰即將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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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戰役是明中葉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戰役,雙方動用的作戰總兵力近二十萬,因而此役可以稱得上是一次較大規模的會戰。萬曆朝鮮之役中明朝前後用兵十數萬,各次戰役的規模也很大,但就單次戰役而言,沒有一次超過薩爾滸戰役。此戰後金大獲全勝,明軍慘敗。此戰雖未宣告明朝的衰亡,但明末一系列軍事失敗肇始於此,同時此戰一舉奠定了後金軍事強國的地位,其歷史重要性勿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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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喪師失地,明朝建立了兩百多年的遼東防禦體系面臨崩潰的危險。因此明朝決定在遼東打一次大規模的戰役,徹底消滅後金軍事實力。此時明朝駐守遼東的各地守軍,總計約有兩萬餘人。在後金八旗軍壓迫式戰法的攻擊下,軍心靡潰,幾成驚弓之鳥。遼東守軍只能被動地分兵駐守各個衛所,無法完成反擊和進剿後金的任務。因而明朝主要從全國各個防區抽調軍隊,試圖組成一支在數量上、裝備上壓倒後金軍的大軍。這次明軍的具體構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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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各發精騎一萬,共約三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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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四處,各發兵精騎六千,共約兩萬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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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廣、山陝、兩直,各發步騎兵五、七千不等,共約兩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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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發善戰步兵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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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順、保靖、石州各處土司兵,河東西土兵,數量二、三千不等,共約七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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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共計八萬八千人左右。加上同盟軍海西女真葉赫部兵一萬人,朝鮮兵一萬三千人,總計十一萬多人,號稱四十七萬。通過比較可以發現,這次明軍的構成簡直就是萬曆朝鮮之役中明軍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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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時衛所制名存實亡,明軍採用募兵制,軍隊調自四面八方,但作戰主力中一般來自九邊重鎮、四川和浙江。來自九邊重鎮的軍隊,主要以騎兵為主。其中有一定數量的「跳蕩鐵騎」,一手持刀或矛,一手持火統。九邊中除了遼東、延綏、寧夏等鎮,其他邊鎮久無戰事,軍隊戰鬥力不強。四川是第二重要的兵源。自播州之役起,西南大小戰事不斷,因而川軍積累了較為豐富的作戰經驗,川軍步兵尤其善於山地和攻堅作戰。浙軍實際上是一支由名將戚繼光締造的軍隊,嘉靖年間和天啟年間在抗倭戰事中立下大功。戚繼光非常重視軍事訓練,這個傳統保留了下來,因而浙軍有良好的戰術素養。萬曆朝鮮之役中浙軍曾在攻克平壤的戰鬥中留下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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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金的兵源不如明朝那麼充足,兵力略低於明軍。後金的兵制是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其作戰主力是歷史上著名的八旗軍。此次針對明朝的大舉進攻,努爾哈赤做了全民總動員,女真族所有青壯男丁統統編入八旗軍。此次參戰八旗軍的具體構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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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黃、鑲黃二旗,約一萬五千人,由努爾哈赤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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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紅、鑲紅二旗,約一萬五千人,由努爾哈赤次子代善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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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白旗,約七千五百人,由努爾哈赤八子皇太極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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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藍旗,約七千五百人,由努爾哈赤五子莽古爾泰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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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藍旗,約七千五百人,由努爾哈赤侄兒阿敏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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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白旗,約七千五百人,由努爾哈赤長孫杜度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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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戰役中八旗軍總計約為六萬人。整個八旗軍都由努爾哈赤與他的子侄們統領,如此龐大的一支軍隊看起來更像是努爾哈赤家族的親兵,因而有超強的組織力和凝聚力。八旗軍是一支由努爾哈赤一手創建的軍隊。後金建國後,一個旗完整建制為七千五百人左右,八旗共六萬人。八旗軍戰術組織嚴密,每一旗可以在旗主的率領下獨立完成較大的作戰任務。八旗中全部參戰時,可以完成會戰規模的戰役。八旗軍無論單兵作戰能力還是集團作戰能力都很強,在努爾哈赤長達三十餘年統一女真的征程中,八旗軍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並一直保持著高昂的士氣。類似八旗軍這種規模的大騎兵兵團,我們常常可以在關於秦漢帝國軍隊、蒙古帝國軍隊的史料中看到。明末清初的八旗軍可以稱的上是世界冷兵器時代最後一支強大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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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面的比較可以看出,明軍共八萬多人,再加上盟軍兩萬多人,共十一萬之眾,但善戰者不過兩、三萬人而已。八旗軍在人數上並沒有太大劣勢,而且六萬八旗軍基本上個個都作戰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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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來看看雙方的武器裝備的對比。武器裝備方面,明軍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明軍配有大量的火器。明軍的車營由炮兵部隊和騎兵部隊構成。炮兵部隊配有大將軍炮、虎蹲炮、佛郎機炮等多種威力巨大的火炮,明軍火炮射程遠,威力大。以大將軍炮為例,「射程十里,每發可斃敵千人」。隸屬車營的騎兵部隊備有火統。明軍由於採取車騎合營的編制,並無獨立的騎兵部隊,因而其機動性遠不如後金的騎兵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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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的步營則配備大量鳥統和多管火槍。明軍的鳥統仿製自西番和日式火繩槍,射程可達百餘米。筆者無法查到薩爾滸戰役中的明軍火器配備的準確資料,但根據明軍後來損失兩萬餘件火器的情況推算,明軍火器配備比例有可能高達50%。明軍火器的配備比例在當時是世界上最高的。毫無疑問,火器的殺傷力、摧毀力、破壞力是冷兵器無可比擬的。戰場上士兵中彈後,由於當時沒有外科手術,隨軍郎中只能用刀把鉛彈挑出來,或者用灌水銀的辦法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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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火器外,明軍也配備了一定數量的冷兵器,如弓箭、刀槍等。由於過於依賴火器的中遠距離打擊,明軍不夠重視貼身近戰及盔甲防護。萬曆朝鮮之役中朝鮮軍曾很驚訝不少明軍不著盔甲依然戰鬥力很強,歎為「天兵」。世人有種誤解,以為明末時明朝無力配備士兵的防護盔甲。其實並非如此,而是過於依賴火器的戰術指導思想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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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以弓矢刀劍為主要武器,長於騎射,利於突襲決勝。後金八旗軍絕大部分為騎兵,主要武器為典型的冷兵器,如長刀、矛、槊、弓箭等,防護器具以鐵甲、皮甲為主。與明軍相比,後金的武器裝備明顯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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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後來一直拒絕從屢屢敗給自己的明軍那裏學習先進的武器技術。他們對冷兵器的執著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這種「以騎射為本」、「強幹弱枝」的冷兵器思維,後來長期統治了清朝的軍事指導思想。兩百多年後,努爾哈赤的子孫們終於為這種守舊落後的軍事指導思想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由於清朝在整個十七、十八世紀隔絕於世界之外,從未遇到過真正強大的敵人。在這一階段以內戰為主的戰事中,清軍比較輕鬆的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卻被金庸等人稱為「十七、十八世紀世界無敵」,其實不過是僥天之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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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當時,由於明軍並未採用良好的戰術來強化自己的武器優勢,這就為努爾哈赤提供了取得勝利的機會。明軍裝備了大量槍炮,利遠攻,不便於近戰、野戰。而近戰、野戰,偏偏是機動性超強的八旗軍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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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全史》中寫道:「在冷熱兵器並存的時代,人們只得面對現實,交替使用各有所長的冷熱兵器。16 世紀,一支軍隊倘若沒有火槍裝備的士兵,那麼它決不與裝備火槍的軍隊交火。這說明,無論如何,火槍已成為戰場上不可或缺的兵器了,火槍兵在不久的未來成為主角,已是歷史發展之必然。」[4] 薩爾滸戰役卻恰恰提供了一個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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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談起薩爾滸戰役中明軍失敗的原因,往往會首先想到經略楊鎬的指揮無能。對薩爾滸戰役的失利,楊鎬應該承擔第一位的責任。從薩爾滸戰役前的主帥選擇問題上,可以看出出明朝最高軍事指揮機制中的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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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初年,明軍設有元帥,朱元璋自己就曾擔任過大元帥一職。明朝建立後,元帥府改為大都督府。大都督成為軍隊最高指揮首腦。由於大都督府的軍權過於集中,胡惟庸案之後,大都督府被取消,被改制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府與兵部職責不同,相互制約,兵部掌管軍事行政事務,五軍府掌管統兵作戰。兵部受皇帝之命,可以發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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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兵,但統兵權在五軍府,統兵將官如各路總兵由皇帝親自指派。戰事結束後,總兵交還兵印,總兵一職臨時取消。因而有人稱總兵一職為虛銜,總兵一職在明廷中的地位不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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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後期,五軍府的統兵權已經名存實亡。如果發生大的戰事,往往由兵部發出命令,指派各地的總兵率兵從數千到一兩萬不等,各軍集結後組成征討大軍。也就是說,每路總兵率領的本轄區軍隊一般不會超過一萬人。各軍在戰術配合和軍紀方面各不相同,而且各地的總兵大都為平行級別,往往互不服膺,一方總兵無法調禦所有兵力,於是大軍統帥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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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由兵部官員擔任。明末的經略,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出現的。經略的出現是明後期軍隊指揮系統的一個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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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經略一職始自萬曆援朝之役,經略一職一般是由兵部侍郎出外擔任。在萬曆援朝之役第一階段裏,擔任經略的宋應昌只是起到了總理各種軍中大小事務的作用,在軍事指揮方面並沒有多大決定權。軍事方面的總指揮實際上由備倭總兵李如松擔任。李如松有很豐富的軍事指揮經驗,第一階段的軍事勝利與李如松的出色表現是分不開的。萬曆朝鮮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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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中,從各地抽調的大部明軍集結於朝鮮半島,軍中先後出現了三位備倭總兵──麻貴,李如梅和劉綎。這種多頭指揮顯然不利於展開統一的軍事行動,因而明軍指揮大權就完全落到了文人出身的經略楊鎬身上。後來由於楊鎬的指揮失誤,導致明軍在蔚山戰役中慘敗。但因為援朝之役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明朝並未及時改革這種軍事領導機制,反而使得文官領導武將、外行指揮內行的現象成了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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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明朝當時的體制,此次征剿後金的主帥必須由兵部大員出任方能壓得住各個山頭的總兵。而明朝的兵部尚書、兵部侍郎大都為文官出身,少有真正知悉兵事的。明朝的體制又不可能允許總兵這樣的武將出任主帥。這樣一來,明軍主帥的選擇範圍就很有限了。當時可以擔任主帥的人選大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曾任抗倭經略的楊鎬,一個是曾任遼東巡撫的熊廷弼。楊鎬經歷的戰事在當時要比熊廷弼多,朝廷又能「容忍」他在蔚山之役中的錯誤,因而權衡再三,將其任命為經略。諾大的一個帝國,在選帥時捉襟見肘,僅有兩三人可用,令人可歎。這不能不說帝國的軍事體制此時存在著巨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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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官來指揮大規模作戰,這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上也並不多見。針對當時這種奇怪的軍事體制,《劍橋中國明代史》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文官按照慣例被任命為最高指揮官,但職業軍事指揮官卻不能指望高升到超過野戰最高將領的地位。一個指揮一個軍團的將官通常已經達到他的履歷的頂點。這也是1619 年戰役四個指揮官的情況。他們的服役經歷和他們的聲望大致相等,誰也不能被指望從屬於任何別的人;誰也沒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以調動大於上述四個縱隊的作戰編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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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極重聲名,那些有機會率軍打仗的文官,略有寸功,便以「邊材自詡」。楊鎬也一向很自負自己「知兵善戰」。楊鎬之自負不是沒有原因。薩爾滸戰役之前,楊鎬大約有三次勝績、一次大敗。三次勝績中的第一次是早年偕大帥董一元率領明軍雪夜翻越墨山,夜襲蒙古酋長炒花大帳,大獲全勝。第二次是朝鮮之役第二階段的前期戰役中,楊鎬率領明軍擊退日軍,獲得若干次小勝,並把日軍趕到蔚山等沿海要塞。第三次是萬曆三十八年,率明軍偷襲蒙古酋長炒花於遼東鎮安,大破敵軍。楊鎬的此前一次敗仗是在朝鮮的蔚山戰役中,退軍中指揮失度,導致全軍大敗,此役明軍損失高達兩萬人左右。楊鎬的幾次勝績不是很突出,但那次驚人的敗績卻沒有引起朝廷足夠的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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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楊鎬在遼東巡撫任上曾有過一些政績,他曾主導兵民墾荒田一百三十餘頃,僅此一項,治下每年糧食增收一萬八千餘石。就這樣,由於楊鎬獲得過數次不大不小的戰功,且一度經營遼事政績不凡,於是他被認為是朝廷中最熟諳遼事的少數幾個高級官員之一。薩爾滸戰役前,楊鎬被提拔為兵部右侍郎,並被命為遼東經略,執尚方寶劍,全權負責進剿後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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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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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楊鎬是一個不合格的主帥,是晚明文官統領兵事、外行領導內行中最失敗的例子。那麼他的對手努爾哈赤則是一個軍事奇才。努爾哈赤25歲起兵,三十多年統一全部女真部落,歷經大小百餘戰,少有敗績。特別是古勒山一役,努爾哈赤率領的建州女真以少勝多,大敗葉赫等九部聯軍,成為軍史上的一個經典戰例之一。遇到努爾哈赤這樣的主帥,是楊鎬此生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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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朝廷到遼東前線,明朝上上下下都洋溢著一種大戰前的樂觀情緒,當時沒有幾人會認為明軍會敗給後金。君臣皆以為明軍「數路齊搗,旬日畢事耳」[6] 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數路大軍的夾擊下,十天左右就能結束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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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經略楊鎬奏上「擒奴賞格」,兵部尚書黃嘉善複奏,萬曆帝批准,頒示天下。賞格規定,擒斬努爾哈赤、「八大貝勒」、「奴酋十二親屬伯叔弟侄」,及其中軍、前鋒、「領兵大頭目」、「親信領兵中外用事小頭目」的,一律重賞,封授世職。葉赫金台石、布揚古貝勒能「擒斬奴酋」,「即給予建州敕書,以龍虎將軍封殖其地」。這麼高的賞格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見,明朝不僅要打敗後金,而且要滅掉努爾哈赤整個家族。如此一來,反而使努爾哈赤家族上上下下產生了同生同死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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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軍隊會師遼陽後,明軍很快成立了「前敵領導小組」,由遼東經略楊鎬、薊遼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四人組成。總兵杜松、劉綎、馬林、李如柏等人有列席議事資格,卻對軍事方略無決策權,只有執行權。經過商議,明軍決定四路進兵,最後圍攻努爾哈赤盤踞的老巢──赫圖阿拉城。這四路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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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即撫順一路,以山海關總兵官杜松為主將,率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鱗、都司劉遇節、參將龔念遂等以下宣、大、山、陝官兵三萬餘人,以分巡兵備副使張銓為監軍,由瀋陽出撫順關,沿渾河右岸(北岸),入蘇克素滸河谷,從西面進攻赫圖阿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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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路軍,既清河一路,以遼東總兵官李如柏為主將,率遼陽副參將賀世賢,都司張應昌,義州副總兵李懷忠,遊擊尤世功等以下遼東和京營官兵二萬餘人,以分守兵備參議閻明泰為監軍,推官鄭之範為贊理,由靖河出鴉鵑關,從南面進攻赫圖阿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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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軍,即開原一路,以原任總兵官馬林為主將,率開原遊擊麻岩、都司鄭國良、遊擊丁碧、遊擊葛世鳳等以下真定、保定、河北、山東等官兵二萬餘人,暨葉赫部盟軍一萬餘人,以開原兵備道金事潘宗顏為監軍,岫岩通判董爾利為贊理。開原一路由清安堡出,趨開原、鐵嶺,從北面進攻赫圖阿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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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路軍,即寬甸一路,以總兵官劉綎為主將,率寬甸遊擊祖天定、南京六營都司姚國輔、山東管都司事周文、浙兵勞備禦周翼明等川、湖、浙、福等南方官兵一萬餘人,暨朝鮮盟軍一萬三千人,以海蓋兵備副使康應乾為監軍,同知黃宗周為贊理。寬甸路由涼馬佃出,會合朝鮮軍,從東面進攻赫圖阿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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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企圖以東路的劉綎部吸引努爾哈赤的主力,而以西路的杜松部擔任主攻任務,再以南路軍和北路軍完成合圍之勢。明軍這個方案,採用的是聲東擊西、分進合擊的策略。這種分進合擊的策略曾經在播州之役和萬曆援朝之役中使用過,其中在播州之役中取得了勝利,但在援朝之役中直接導致了蔚山戰役的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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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案犯了分兵大忌。前面已經說過,就總體兵力來說,明軍相對於六萬八旗兵並不占多大優勢。明軍戰術、戰鬥經驗、士氣等方面都弱於後金軍,只是武器裝備領先於對手。這麼一分兵,明軍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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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計畫萬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各路大軍從遼陽演武場出發,三月初二在二道關會合,然而集中進攻後金都城赫圖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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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往戰績不顯的馬林說了句大實話,「王師當出萬全,宜並兵一路,鼓行而前,執取罪人,傾其巢穴。」[7]。經驗豐富劉綎提出「地形未諳」,應推後進軍的日期,同時也對這支由各地兵馬組成的聯合軍的戰力提出了疑問:「給俺兩三萬川軍,俺可以獨擋奴酋。」但川軍當時只有不到五千兵力,劉綎只能象其他總兵一樣,率領各地臨時調集的軍隊匆匆上陣。杜松對於這次出兵也持有異議,他認為朝廷兵餉不足,士卒又久未經過訓練,各營彼此又不熟悉,將領之間的關係也不協調,根本就不滿足大規模興兵的條件。眾將的質疑,均被楊鎬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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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明軍各路官兵部署就緒,經略楊鎬宣佈軍紀、軍令如下: 若有遲誤軍期或逗留不進的,大將以下者論斬;官軍有臨戰不前的,立即斬首;各軍兵卒以衝鋒陷陣、破敵立功為主; 不許臨陣爭割首級; 當敵人敗走以後,准許割取敵人首級報功; 若是敵軍未敗,就先行爭割首級的,無論官兵,立即處斬;等等。 共申明軍令、軍紀一十四項,官兵有違令者,立即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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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四方調兵十萬,遼東軍餉驟增三百萬兩,皇家雖有內帑積儲數百萬兩,但神宗不肯撥發,於是循萬曆援朝禦倭舊例,天下除貴州外每畝加派三厘五毫,共增賦銀二百多萬兩。[8] 這對當時財政狀況不佳的明朝,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基於這個原因,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廷臣唯恐師老餉匱,不斷發出兵部紅色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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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督促楊鎬儘快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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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指揮部在兵部的催促下,將發兵日期提前了半個月,即二月底。十分興奮的楊鎬,為表現「天兵討逆」之軍威,竟派遣使臣去後金下戰書。戰書中宣稱明朝出動大軍四十七萬,將於三月十五日,分四路挺進後金都城,以迅雷之勢剿滅後金政權。雖然日期是假的,但楊鎬公然將進軍方案通知了努爾哈赤。努爾哈赤智計多端,不似楊鎬那般有「君子」之風,他並沒有象演義小說裏常見的那樣,批復一個「來日決戰」的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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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明朝大軍的多點進攻,努爾哈赤採取了「重點禦敵」的應對措施。關於如何對敵,後金內部曾經有過爭論。不少人認為,明軍四路進攻,兵力強大,後金應在各處據險而守,堅壁清野,時間一久,明軍後勤補給必然會出問題,那時明軍自然會退軍。這時,前明朝遊擊、降將李永芳力排眾議,提出了「任他幾路來,我只一路去」[9]的建議,即採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略決策。努爾哈赤最終採納了李永芳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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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赤還進一步判斷出明軍的主力來自北線明軍,即西路明軍和北路明軍。「明兵由南來者,誘我南也。其北必有重兵,宜先破之」…[10]由於準確地判斷出明軍的主攻方向,努爾哈赤只分兵五百人阻擊東路明軍劉綎部。然後命次子代善為前敵總指揮,率八旗大軍主力,開赴北線迎擊西路明軍杜松部。自己親率精銳巴牙喇(近衛軍)殿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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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路軍主將杜松,少時由舍人身份從軍,後累積軍功升為寧夏守備。這在當時一直採用世襲軍爵體制的明朝,是很少見的升遷。杜松早年駐守寧夏、延綏等鎮,多次率軍進行搗巢作戰,以勇猛著稱,立下不少軍功。有一次杜松與河套蒙古蔔失兔部發生遭遇戰,部下兩千多人戰死過半,自己也中箭不少,身負重傷,後麻貴軍趕到,杜松草草包紮了傷口,再次殺入敵陣,斬敵將數員,一時威名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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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松後來接替李成梁鎮守遼東。由於在一次搗巢作戰中與同僚發生齟齬,曾貽誤戰機,受到當時朝議的指責。杜松一怒之下,率軍獨自出塞搗巢,欲一雪前恥,結果只斬得五個首級。這一次更是受到他人的嘲笑。杜鬆氣的幾乎要自殺,氣忿難平之餘,一把火把自己的鎧胄器仗燒了個乾淨,然後日日大睡,對邊事來個不聞不問。兵部得知後,勒令其解甲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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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河套蒙古大舉入侵,杜松再次得到啟用。率輕騎奔襲敵搗火落赤大營,大獲全勝,斬首數百。之後杜松不斷立下軍功,薩爾滸戰役前被提升為山海關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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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裏說杜松「有膽智,勇健絕倫」。《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松,榆林人,守陝西與胡騎大小百餘戰,無不克捷,敵畏之,呼為杜太師而不名。」[11] 杜松為將清廉,從不貪財惜命,但量狹尚氣,好衝動,不能容物。由於一生征戰無數,全身傷痕累累。這也成了杜松炫耀的資本,據說他經常脫掉鎧甲外衣,向眾人展示。從杜松的經歷和特點可以看出,杜松雖是一員虎將,很有古猛將遺風,但好勇少謀,並不具備高級軍事指揮員的素質。
155220 發表於 2006-4-29 07:59 AM
遼陽演武場誓師後,杜松率大軍於二月十一日離開遼陽,幾天後進駐瀋陽。二月二十八日杜松率大軍從瀋陽出發,第二天便到了撫順。稍事休息,大軍繼續向赫圖阿拉城進發。三月一日明軍大部輕裝部隊渡過渾河,而參將龔念遂率軍在後運送輜重,其中有大量的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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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明軍探報探得後金正在鐵背山上的界凡城上修築防禦工事,企圖阻擋明軍前進。界凡城 「形勢險要,扼鎖陽之咽喉」,是後金都城赫圖阿拉的咽喉要塞,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界凡城北,臨渾河東岸的吉林崖,為界凡第一險要之處,界凡城南為紮喀關,為界凡另一處險要之地,紮喀關旁蘇子河對岸是薩爾滸山。這裏距後金都城赫圖阿拉只有一百餘里。過了界凡,地勢一馬平川,無險可守。因此界凡就成為兩軍必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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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明朝的軍情系統出了問題。明軍只得到後金軍在界凡城上防禦的情報,卻沒有得到此時後金方面向界凡方向大規模調動八旗軍的情報。這是一個巨大的失誤。杜松根據現有的情報,迅速做出了如下規劃:大軍兵分兩處,兩萬人在薩爾滸山麓紮營;自己率輕裝一萬人渡過渾河,先進攻界凡城下的吉林崖,進而試圖一舉拿下界凡城。大型會戰,最忌被敵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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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包圍。杜松的這個決策,把三萬明軍分為兩部,等於主動為後金軍分割包圍明軍而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況且一旦戰鬥打響,這兩部明軍之間尚有渾河相隔,會合極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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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河後,明軍攻取了後金兩個小的堡寨,並未遇到後金主力,只是抓到十四個女真人。到達吉林崖山下,杜松一聲令下,明軍開始進攻。輕裝渡河的明軍並沒有攜帶火炮,因而其攻堅能力大大下降。吉林崖易守難攻,雖然崖上只有幾百名後金士兵,明軍的進攻並不順利。戰場陷入膠著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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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一日午後,後金八旗軍主力陸續到達界凡城南的紮喀關,代善下令繼續進軍至毗鄰界凡的鐵背山。此時吉林崖明軍也看到大批的八旗軍陸續到達,但杜松已無法改變作戰計畫。無論自己率領的一萬明軍渡河到薩爾滸大營會合,還是對岸的二萬明軍渡河到吉林崖山下,明軍在渡河過程中勢必會受到八旗軍的猛烈阻擊。於是杜松下令繼續強攻界凡城外的吉林崖。當時吉林崖守軍只有幾百人,後金方面眼看要抵擋不住,後金前線總指揮、大貝勒代善命一千精兵火速增援吉林崖。再加上這一千生力軍,明軍雖有火器之利,卻也一時攻取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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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善原本打算分兵兩路,以右翼四旗迅速打擊正在進攻吉林崖的杜松部一萬人。然後再以左翼四旗對峙渾河對岸薩爾滸山上的兩萬明軍,伺機而動。努爾哈赤趕到後,對這個安排做出了調整。努爾哈赤認為,「現已申時,天色已晚,命左翼四旗兵先擊薩爾滸山上之兵,此兵敗走後,其界凡之兵自必動搖。」[12] 後努爾哈赤又覺得合四旗的兵力也可能解決不了薩爾滸山的兩萬明軍,於是又追加了一旗。這樣,後金五旗共三萬七千騎兵,突然向薩爾滸山方向發動猛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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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的薩爾滸大營由總兵王宣,趙夢璘等主持,他們用戰車環營四周,做為防禦工事,並在營外挖壕立柵,布列各類銃炮,用旗鼓壯威,準備嚴守,與後金展開一次大戰。 開始,努爾哈赤命令先鋒軍衝殺。明軍立即施放火銃、燃放大炮。眨眼之間,炸彈爆發,血肉橫飛,突前的八旗兵頓時倒下一片,戰馬也受到驚嚇,開始亂奔。但八旗兵人數眾多,後續部隊依舊排山倒海一般向明軍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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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志在必得,他們不計傷亡代價,仍然往前衝殺,同時無數的箭矢不斷射向明軍。這時八旗軍的第二衝擊波終於沖到了明軍營壘裏。短刃相接,明軍哪裡是八旗軍的對手。一者明軍過於依賴火器,對於貼身近戰準備不足;二者明軍士兵的防護也不好。於是,這場戰鬥就變成了一邊倒的屠殺。營壘被攻破後,明軍兵敗如山倒,一時血流成河,死傷無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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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開始紛紛渡河逃命,有不少明軍在河中被淹死。最後一部分明軍最終在得力阿哈一帶被八旗軍追上,盡數被殺。這兩萬餘明軍,自總兵王宣,趙夢璘以下,全部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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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圍攻吉林崖的一萬多明軍,眼睜睜的看著遠處薩爾滸方向的明軍滿山遍野的大潰敗,早已慌了手腳。這時吉林崖上後金守軍開始反攻,自上而下向明軍衝殺。山下後金右翼三旗共兩萬多人,開始向明軍衝鋒。受到的前後夾擊的明軍陣型大亂,這一萬多明軍迅速被包圍。同薩爾滸方向的戰鬥類似,雖然明軍的火統使八旗軍付出了一定的傷亡代價,但無法阻止八旗軍沖到近身距離。不著鎧甲的老將杜松勇猛異常,竭力死戰,最後身中十八箭力戰而死。總兵王宣、趙夢麟盡皆戰死。剩餘明軍後來被追擊到碩欽山,全部陣亡。監軍張銓被俘,誓死不降,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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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西路明軍除了龔念遂一部率領的輜重部隊仍據守斡琿鄂模外,整個建制被殲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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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見,當日的戰況是何等慘烈。古往今來,最可怕的戰爭就是「盲戰」。明軍主將知己而不知彼,對敵人的部署一無所知,而自己的一切動向卻盡在敵手的掌握之中。這種狀況就好似「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地」一樣兇險。杜松就犯了這樣的錯誤。原本西路明軍兵力就只有三萬餘人,在兵力上大大少於六萬八旗軍,杜松卻採取了分兵兩路的策略。明軍本應採取相對保守的策略,全部紮營於薩爾滸山,待機出擊。西路明軍的失敗對整個戰局的影響至為關鍵。西路軍是明軍的主力,來自宣、大、山、陝等邊鎮,以騎兵為主,裝備十分精良,配備有全軍最好的火器。然而明軍威力巨大的各類火炮在戰場上根本就沒有有效的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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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野史說杜松在此戰中不著盔甲,赤膊上陣,進而嘲笑他「誰教汝赤膊?」 事實上當日戰場形勢的發展,與他個人赤膊與否沒有太大關係。他若不赤膊,無非是個人能多挺一些時間,卻無關整個戰局。儘管杜松犯了指揮上的錯誤,但戰死沙場的軍人是不應該受到嘲笑的。就連清人編纂的《明史》也說杜松「以將門子捐軀報國」,給了他應有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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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功成萬古枯」,望著滿山遍野的敵軍屍體的時候,不知勝利者努爾哈赤在想些什麼?早在萬曆四十三年(西元1615年)三月,努爾哈赤最後一次前往北京「朝貢」。途徑山海關時,努爾哈赤曾在杜松處盤桓過幾日。二人意氣投契,言談甚歡。不想今日戰場搏殺,杜松兵敗身亡,努爾哈赤開始奠定一代基業。這究竟是天意,還是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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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給自己喘息的時間,還是給明軍以喘息時間?努爾哈赤絲毫沒有猶豫。消滅西路軍後,努爾哈赤率八旗軍北上迎擊北路明軍馬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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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總兵馬林率北路明軍已到了富勒哈山的尚間崖,在此安營紮寨,同時命令監軍潘宗顏等率一支人馬駐守斐芬山,這樣潘宗顏部與因運送輜重退守斡琿鄂模的西路龔念遂部,互為犄角,彼此聲援。龔念遂原本率西路明軍的後軍押送輜重,主要是明軍的各類火炮,因而落後於杜松大部隊。龔念遂統領步騎軍在斡琿鄂模紮營,環營四周挖了壕溝,以炮車為工事,士兵持堅盾,列火器,以圖據守。此時明軍分作三處,分別為馬林大營、斐芬山明軍和斡琿鄂模明軍。這是明軍的又一次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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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清晨,努爾哈赤看到明軍各營分散,決定繼續採取各個擊破的戰術。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率領本旗騎兵向龔念遂的兵營發動衝鋒,明軍大發火器,但仍被皇太極率騎兵突破防線,隨後大部八旗軍騎兵攻入,雙方激戰後。龔念遂營僅有幾千人,寡不敵眾自參將龔念遂、李希泌以下全軍皆陣亡。馬林互為犄角的計畫並沒有得到實施,當龔念遂受到攻擊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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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潘宗顏部也被八旗軍包圍,根本無法出營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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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後金方面的前鋒部隊為莽古泰的正藍旗和阿敏的鑲藍旗,其餘六旗剛返回主戰場,軍隊尚未列陣。馬林打算趁八旗軍初臨戰場陣腳不穩而先發制人,採取主動出擊的方式來瓦解後金的攻勢。馬林的中軍大營大隊人馬迅速集結,由遊擊了碧、葛世鳳打頭陣,馬林在後押陣,他們的首要目標是後金的先頭部隊──莽古泰的正藍旗和阿敏的鑲藍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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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明軍騎兵部隊在遊擊丁碧、葛世鳳等將的率領下已殺至陣前,正如我們熟悉那種戰術,在一通火槍響過之後,若干突前的八旗軍被射殺。但隨著兩軍的交彙,明軍火器的後續打擊能力跟不上,這樣後金方面的優勢完全顯現出來。兩軍激戰多時,明軍大敗。同時,尚未參戰的六旗兵,不待布列行陣,就發動了大反攻。萬騎飛馳如電,直沖馬林明軍大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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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前督陣的馬林明軍一看明軍抵擋不住,也無心回營,逕自率數千殘兵,向開原方向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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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間崖大營內的明軍在副總兵麻岩的率領下誓死抵抗,後金軍也一時死傷慘重。但明軍寡不敵眾,只守住了半日,最終被八旗軍攻破大營。自副總兵麻岩以下,遊擊丁碧、葛世鳳等將官悉數陣亡。薩爾滸大營的潰敗,今日在尚間崖又一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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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殲龔念遂部,擊潰馬林大營後,努爾哈赤的下一個目標是駐紮在斐芬山的明軍潘宗顏部。潘宗顏將各類戰車列陣於前,統炮布列左右,居高臨下,全軍以死守之志迎擊八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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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裏山勢險要,八旗軍的大規模騎兵無法發揮作用,努爾哈赤命令大部著厚甲的騎兵下馬組成重甲步兵佇列,手執長矛、大刀在前,輕甲步兵在後跟進,輕騎兵則在遠處以弓箭遙擊山上的明軍。此時尚間崖激戰正酣,這裏的八旗軍也開始發動猛攻。文官出身的潘宗顏「奮呼衝擊,膽氣彌厲」,身先士卒,率軍與八旗軍展開對攻。一時統炮聲大作,矢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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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戰鬥十分激烈。由於八旗軍的步兵相對於明軍而言並沒有多少優勢,明軍又擁有山險和火器的優勢,使八旗軍進攻不斷受挫,山坡上拋了下八旗軍士兵的屍體,一時「死者枕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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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後金方面已經結束了尚間崖的戰鬥,大部八旗軍向斐芬山開來,將斐芬山圍得鐵桶一般。明軍四面受敵,在數倍於己的後金軍的反復攻擊下,最終彈盡糧絕,支援不住,被八旗軍攻破。潘宗顏精疲力竭,後背被一箭射穿,壯烈戰死。全軍自潘宗顏以下,無一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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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芬山一戰,明軍雖全軍覆沒,但也給予後金八旗軍以沉重打擊。此戰八旗軍陣亡人數達數千之多,超過了守軍。攻防戰中明軍充分發揮了火器的威力,另外,潘宗顏與所部明軍,拼命死戰、拒不投降的氣概也在當時的數次戰鬥中較為少見。此戰使薩爾滸戰役中唯一一次破壞了八旗軍速戰速決策略的戰鬥,使戰況發展為持久攻堅戰,曾一度降低了八旗軍的優勢。只是由於兵力上的劣勢,最終兵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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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明軍的最初計畫,海西女真葉赫部貝勒金台石、布揚古等率軍一萬與北路明軍馬林麾下的潘宗顏部會合。葉赫軍在行軍途中得知尚間崖明軍大敗,主力盡失,大為驚恐,遂回軍撤至葉赫本部。因而這一路盟軍不戰而退,根本就沒有參加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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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明軍主要來自河北、山東和遼東,其武器裝備和戰鬥力僅次於西路明軍。北路明軍的覆亡,其實也是早在決戰之前就註定了的。北線攻勢中的北路明軍和西路明軍在距離上最為接近,兩軍行程也只差半天。如果兩路大軍步步為營,聲訊互連,努爾哈赤無論把攻擊重點放在哪一路,都得顧忌另一路的威脅。然而明軍的計畫中先分進,後會師,但在分進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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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兩軍之間沒有戰略配合。努爾哈赤很好的利用了時間差,三月二日午後至入夜,先殲滅杜松部,接著,馬不停蹄殺向北路軍,進而第二天徹底瓦解了北路軍的威脅。當日杜松率西路明軍與八旗軍大戰時,北路明軍根本就不瞭解戰場形勢的發展,直到第二天時才獲知西路明軍全軍覆沒,此時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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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軍總兵馬林,安徽宣城人。馬林雖是武將,但是文官出身,平日好吟詩做賦,喜結交名士,注重虛名,每每以「儒將」自居,其實並無將才。我們也不應一味指責馬林的指揮無能,事實上到了這個份上,即使馬林、潘宗顏、龔念遂三部合兵,總兵力約為兩萬,面對五萬多八旗軍組成的大騎兵兵團,勝機很小。那個時代的人似乎總是被宿命包圍著。暫時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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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馬林,卻在幾個月後沒有得到命運的再次眷顧。萬曆四十七年(1619)六月,八旗軍輕取被稱為「古之黃龍府」、「元之上都」的開原重鎮,斬殺總兵馬林等官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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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在北線的大獲全勝,徹底宣告了楊鎬的分進合擊戰略的失敗。令人悲哀的是,東路明軍的主將劉綎對北線所發生的戰事一無所知。所以,明軍的悲劇將會一而再的重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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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的四路主將中,劉綎的聲名和戰績最為顯赫,「綎於諸將中最驍勇。平緬寇,平羅雄,平朝鮮倭,平播酋,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14]《明史-劉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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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綎是將門之後,從少年時期起,劉綎幾乎在他參加的所有戰事中立下了戰功,因而在明朝軍隊中享有盛名。劉綎參加了萬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役和援朝之役,均立下大功。播州之役中軍功在全軍排第一,援朝之役中軍功僅列於總兵陳璘之後,而排名在「東李西麻」中的西麻──總兵麻貴之前。劉綎由於戰功卓著,進左都督,世廕指揮使。這個官銜在武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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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僅次於名將李成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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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綎虎背熊腰,力大無窮。《明史-劉綎傳》稱,「綎所用鑌鐵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劉大刀』」。雖然弓馬嫺熟,武藝高強,但劉綎並非只知力戰不知智取的有勇無謀之輩。朝鮮之役中劉綎曾於陣前與日軍小行西長以談判為誘餌,差點活捉日軍主將。播州之役中,劉綎曾巧設伏兵,大破楊應龍叛軍,對戰局的扭轉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任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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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兆總兵官時,劉綎出奇兵,偷襲韃靼火落赤部於敕川腦,斬首數百級,獲牲畜兩萬多頭。為此神宗到郊廟舉行了祭祖儀式以賀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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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綎在四川任職多年,手下有川兵數萬,十分驍勇,每戰必勝,成績輝煌。 劉綎儘管屢立戰功,但其職業生涯卻數起數落。幾次降職都是因劉綎性格驕縱,目中無人,違反了朝律所致。有一次,劉綎以重拳毆打馬湖知府詹淑,後詹淑被改調,而劉綎則罰祿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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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由於遼東戰事吃緊,神宗下旨命劉綎星夜赴京。即日啟程赴遼東,與其他總兵會合。劉綎希望多調川軍與他,他多次向兵部請求調川兵三萬北上遼東,但兵部遲遲不肯批復,最終只批給他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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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位總兵中,劉綎的軍事履歷最為豐富,職銜也最高。應該說他最有資格成為此次大軍的主帥,然而由於明朝的軍事體制,主帥只能由文官來擔任,所以他只能擔任東路軍總兵。劉綎曾在朝鮮之役中與楊鎬結怨,楊鎬為人氣量狹窄,因而此次出征,東路明軍在人員和武器配備方面在四路明軍中最弱,這是楊鎬的「主動安排」。劉綎率領的東路明軍,「器械齟齬,又無大炮火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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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鎬曾派親信二人到劉綎軍中「持紅旗督陣」,並要求他們將劉綎的一舉一動即使稟報經略。如果劉綎進軍緩慢,他甚至策劃由親信臨時奪取劉綎的兵權,「劉若逗留,則(楊鎬親信)當總領東路馬軍」[16]。所以,他對朝鮮元帥姜弘立說:「楊爺(即楊鎬)與俺目前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國恩,以死自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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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綎率領的明軍為步兵,絕大多數為南兵,來自川、湖、浙、福等省,共計一萬餘人,外加朝鮮姜弘立率領的朝鮮盟軍一萬人三千餘人。劉綎軍由於承擔佯攻的任務,因而比西路明軍及北路明軍要早兩日出師。前面也曾說過,努爾哈赤判斷東路不是主力,因而只派了五百精騎去足跡東路明軍。劉綎軍自寬甸出塞後,過晾馬佃,連克牛寨毛、馬家寨,深入到榛子頭。大軍行至董鄂路時,與阻擊明軍的五百八旗軍騎兵發生遭遇戰,八旗軍死傷過半,兩員裨將被陣斬,遂大敗潰逃。劉綎軍繼續深入三百多里。此時西路軍和北路軍幾乎全軍覆沒,劉綎並沒有得到這個情報,繼續孤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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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大雪初停,天氣放晴,但仍然十分寒冷,大部分南兵不能適應遼東嚴酷的氣候條件。再加上孤軍深入,糧草也漸漸不能及時供給。因而東路軍一直行軍緩慢,直到三月二日才渡過深河。讀過深河後,明軍與努爾哈赤預先佈防的托寶大營發生激戰,南兵作戰十分勇猛,擊潰了托寶的防線。此戰後金方面死傷兩千餘人。而此時努爾哈赤的八旗主力正與北路馬林明軍發生酣戰。對此劉綎並不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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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八旗軍已經殲滅了西路明軍和北路明軍,全軍回師都城赫圖阿拉。當得知東路軍的行蹤後,三月四日凌晨努爾哈赤派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四貝勒皇太極率領大軍四萬餘人迅速前往東路迎敵。努爾哈赤自己則率領八旗大軍回到赫圖阿拉留守,以防南路李如柏軍的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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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四日劉綎在阿布達里崗已經安下大營。劉綎構築了很有效的防禦工事,大營周圍用鹿角枝繞成牢固的營城,八旗軍騎兵不能突入。鹿角枝營外他又設立了火器,八旗軍騎兵很難接近明軍。明軍則可以輪番出戰,來去自如。八旗軍倒也一時奈何劉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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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一時不能得手,代善和皇太極商議之後決定由皇太極率右翼八旗軍攀登至阿布達里崗山頂,自上而下衝殺,代善則率左翼軍在山坡上由西向東發動攻勢,對明軍進行側翼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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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皇太極率領八旗軍佔領制高點後,開始奮力向下衝殺,劉綎率軍死戰,苦苦守住。這時側翼代善軍殺到,明軍腹背受敵,漸漸不支,開始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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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軍退至在瓦爾喀什山前時,又遭到達爾漢、阿敏所率八旗軍的伏擊。而代善領兵由前向後衝擊。儘管受到多次伏擊,南兵甚是頑強。剩餘明軍退至瓦爾喀什之曠野後,與八旗軍展開激戰,結果寡不敵眾,總兵劉綎戰死。劉綎養子劉招孫甚為驍勇,身中數箭,仍能徒步格殺十數人,最後體力不支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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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綎軍主力被殲滅後,尚有遊擊康應乾率領步兵數千與朝鮮元帥姜弘立率領的朝鮮盟軍在富察紮營,把槍炮層疊布列。這時代善集中所有的八旗軍,向富察發動進攻,首先攻打康應乾部,結果沒有支持多久,明軍「舉皆覆沒」。然後八旗軍分開始向朝鮮軍發動進攻,短時間內殲滅了兩個前營,最後把姜弘立的大營徹底包圍。姜弘立一看不支,於是率全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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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勳卓著的老將劉綎的死,後來給明朝君臣的打擊很大。「綎死,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為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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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南路軍行程最晚。主帥李如柏率領兩萬明軍,於三月一日出清河鴉鶻關。由於出師晚,行動慢,直到三月三日,會師的日期已過,仍然遲遲不進,逗留觀望。這時李如柏已通過探報得知西路杜松軍全軍覆沒,北路馬林軍亦大敗。李如柏聽到北線兩路盡沒,大驚失色,不知該進還是該退。三月四日,副參將賀世賢向李如柏建議,應火速進軍,與劉綎部會合,然後可以把劉綎部救出八旗軍的包圍圈。李如柏沒有採納這個建議。戰後有人指責他說「偏師策應,殺入重圍,劉綎當不至死,或夾擊成功,未可知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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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柏逗留到三月六日,接到楊鎬火速撤軍的命令,於是南路明軍驚惶撤退,沿途聽到山上有小股後金兵的鳴螺號角,以為大軍殺到,明軍慌不擇路,自相踐踏,死傷達千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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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薩爾滸戰役劃上了一個句號。薩爾滸戰役成就了一代軍事奇才努爾哈赤。從三月一日到三月五日,努爾哈赤的八旗軍五天七捷,殲滅或擊潰了明朝三路大軍。努爾哈赤對明軍動向瞭若指掌,而且相當熟悉當地的地形和氣候。努爾哈赤率領八旗軍充分發揮了大騎兵兵團勇猛快速、善於野戰的特點。最重要的是,努爾哈赤採取了正確的戰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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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戰役不但製造了八旗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而且一舉奠定了後金軍事強國的基礎。正如乾隆在《薩爾滸山之戰書事》一文中所說,薩爾滸「一戰而明之國勢益削,我之武烈益揚,遂乃克遼東,取遼陽,王基開,帝業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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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軍殺將,千古無此敗衄」。明軍不但損失了當時最出色的幾位總兵劉綎、杜松、趙夢麟、王宣等人,而大量的軍隊骨幹,如道臣、副總兵、參將、遊擊、都司、通判、守備、中軍、千總、把總等,陣亡達三百一十餘員之多。這些人有不少人都參加過萬曆三大征和其他戰事,具備了一定的軍事經驗和軍事才能,可以稱得上是明朝軍隊的「國防精英」。薩爾滸戰役中戰死的士兵達四萬五千八百餘名,丟失馬、騾、駝二萬八千餘匹,損失火器大小槍炮二萬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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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發動這次戰爭,明朝頃舉國之力,結果卻四路大軍出師,三路敗績。到底是什麼原因?筆者以為明軍失敗的原因主要表現在制度層面,戰略層面,戰術層面和軍情系統等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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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朝的軍事制度已經不能滿足當時的需要了。特別是文官指揮武將,成為一種制度化的體制,堪稱古今中外少有。明朝一直在限制武人的權力,就象戚繼光這樣天才的軍事家只能不斷通過賄賂來保住自己職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一般地,武人的最高職位就是總兵,總兵的權力卻很有限。武將在晚明時期很少有指揮大兵團作戰的機會。遇到大規模的戰事,晚明的現有制度只能由朝廷官員來充當統領多個總兵經略或督師。薩爾滸戰役是一場大規模的戰役,明朝的制度卻只允許文官出身的人來擔當統帥一職。研究晚明軍史,會發現這種制度性弊端無處不在。這種制度下不可能誕生真正的軍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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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明軍的戰略存在著巨大的缺陷。楊鎬採用這個戰略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明軍統帥部認為後金方面的實力並不強大。事實上,當時努爾哈赤已非「控弦三萬騎」,而是有著六萬人的一支大軍。其次,這種總是由文官提出的戰略方案有先例可循。例如播州之役中的八道進兵和援朝之役中三路圍攻蔚山,都是這種分進合擊,然後對敵軍完成合圍之勢的策略。然而前一次成功,後一次失敗。明軍採用這個戰略,為後金軍各個擊破提供了天賜良機。另外,這個戰略方案,很可能不是草率做出的決定。因為明朝從戰備到各地軍隊在遼陽會師,共用了七個月時間。在這麼長的準備時間裏,內閣和兵部非常有可能參與了這個戰略的制定。那麼這就可能是一眾文官「集體領導」的「結晶」。而這個「集體」裏,是沒有武人的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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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明軍戰術層面也有巨大缺陷。眾所周知,明軍具有火器優勢,但明軍缺乏良好的戰術來充分發揮火器的威力。在薩爾滸戰役中的數次激戰中,面對八旗軍鐵騎的衝鋒,明軍一陣火槍過後,雖能殺傷突前的八旗軍。但明軍火器的後續打擊能力跟不上,這樣,只能是「火未及發,刃而加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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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拿同期世界其他地方類似的軍隊來做一個簡單比較。1618年至1648年之間,歐洲爆發了「三十年戰爭」。這個時期火器數量超過了冷兵器數量,火槍手成為戰役的決勝因素。其中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對戰術進行了改革。新的戰術集中使用炮兵進行火力準備,繼而用騎兵突擊,最後由火槍步兵擴大戰果擊敗敵軍的三段式戰法,成為滑膛槍時代的標準戰法。對於火槍的攻擊,歐洲人特別重視排槍與排槍的銜接,以此來保證火槍的持續打擊能力。而明軍卻總是一陣槍響之後卻帶來一定時間的停頓,這時對方早已殺至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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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期的日軍早已採用了三段式射擊法。三排輪射的時間差據說在幾秒內。而且日軍訓練有素的火槍手在亂陣中依然可以從容裝彈藥、射擊。而明軍的陣營一旦被突破,往往舉軍大潰,無法組織起有效的進攻。我們從薩爾滸戰役中的每個片斷幾乎都能看到類似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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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明軍非常不重視軍情系統。努爾哈赤對明軍的動向瞭若指掌,但明軍對對手卻瞭解甚少。甚至各路明軍之間也缺乏必要的軍情聯繫。一路大軍正在酣戰時,另一路毫不知情。因而明軍的戰法曾被後人成為「盲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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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原因,儘管此役中絕大部分將士戮力死戰,但敗局可以說在出師前就註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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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中國明代史》中稱「1619年戰役中的所有指揮官可以用以下的說法來評述: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有資格叫做足智多謀的人,更不必說,戰略家,但是他們在戰鬥中的英勇是被完全認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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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語甚為精當,也算是一個略微為明軍挽回點面子的注腳。
155220 發表於 2006-4-29 07:59 AM
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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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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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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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八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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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衝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他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藉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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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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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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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雇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雇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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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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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裏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們整日裏「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鋪,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闔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糊口的兵餉被層層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累累。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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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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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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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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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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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仿效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彩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勳,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裏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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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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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占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臺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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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儘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155220 發表於 2006-4-29 08:04 AM
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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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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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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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八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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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衝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他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藉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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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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