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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貧民富翁》在巴西

電影《貧民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揚威奧斯卡後,不但成了西方的文化現象,捧紅了一批印度新星,產生了無數花絮,更因人情冷暖一一齊備,在中國和鄰近地區也成了熱門話題。連鎖效應下,第三世界貧富懸殊和治安等問題忽然得到國際觀眾關注,善心人都在想如何改善印度這類國家的困境。可惜問題的多面性,並未真的隨電影的討論而展開;這電影的商業計算和獎項計算,也刻意讓更深層的社會矛盾被排除在討論範圍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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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在政治學發展理論研究視野內,比《貧民富翁》更能揭示冷峻社會現實的影片,早已誕生在與印度同為「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無主之城》(City of God)和《精銳暴隊》(Tropa de Elite)都是以巴西同一貧民區為背景的著名電影。從中可見,類似區域面對的問題比《貧民富翁》好萊塢式的圖解要廣泛得多,巴西治理貧困和黑幫的經驗教訓也值得印度借鑑。首先值得研究的,是關於貧民區居民不願黑幫與政府停火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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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不開黑幫的「山頂國」
) o6 Q7 E5 h& \: P  在東方,習慣把居住在山頂的人視為「上等人」、富翁,但巴西的常態卻剛剛相反:1960年代開始,在里約熱內盧等大城市,當地大富之家都集中在山腳居住,貧民反而住在稱為「野花」(Favela)的由政府分配的山頂貧民區。這是因為,不少巴西人由農村投奔城市,只能住在城市外圍,同時市內貧民也被「淘汰」、逼遷到山頂,形成市內愈高愈窮、市外愈遠愈窮的經濟怪圈。這些貧民區和險要的自然地勢相結合,令它們比其他國家的貧民區更易變成三不管的獨立王國。
/ I4 U; J- ^! [) k. f  從上述巴西電影反映的真實情況可見,那裡的黑幫大佬實行「高度自治」,連正規巴西警察落了單,也不敢進入黑幫地盤;勇於進入的,又幾乎全被黑幫收買。就政治學角度而言,某種程度上,能落實有效管治的機構,已可稱之為準政權。巴西存在不少「山頂國」,這是不能隱瞞的現實。反而巴西國家憲法提及的人權、公民、選舉、自由,對貧民而言,卻不一定是有效管治的真正組成部分。/ r6 W/ [! _$ j- f, c' Y- \* {
  更駭人的是,上述電影在實地拍攝期間,申請拍攝的對口單位也是黑幫,而不是正規政府。來自巴西貧民區的著名黑幫「首都第一司令部」,近年就曾多次發動對聖保羅州的正規襲擊,形式甚至仿似是「國與國」的宣戰。然而巴西貧民「國」的秩序,和意大利黑手黨在西西里島建立的黑色秩序一樣,對區內平民,倒並非一無是處。區內雖然弱肉強食,居民卻不一定希望黑幫和政府停火。2 S& z2 V% G. ]: M1 H- `& u4 r. U
  根據政治心理學的組織過程理論,恐怖/犯罪組織為了延續自身的生命力,每每在決定停火後,反而對內部成員倍加嚴苛。例如每當愛爾蘭共和軍(IRA)和英國政府停火期間,只能忙著不斷捉內奸,就是為了讓組織的准戰爭機器繼續啟動。但只要這些組織繼續和政府對峙,居民就成了這些組織的有機力量,恐怖大亨/黑幫大佬們,就自覺有「責任」保護居民,維持區內一般的治安。例如居民生了病,黑幫一般會有專人負責醫治;小偷在他們的地盤出現,「領導人」也會喊捉賊—— 當然,動機都毫不崇高,只是為免小事變大、打草驚蛇而已,但起碼有點管用。反而每當政府進駐後,集團式貪污就變為常規的白道秩序,對居民而言,損失可能更大。何況巴西貧民只要在貧民區住滿5年,即可合法擁有所住土地,兩害相權,他們反而擔心換了「管治」,送狼迎虎,一切要推倒重來。而要根治貪污等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幾不可能。這恐怕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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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s: |# e' [  A- _  盧拉「派糖」兩面不討好+ f& r5 X& g% K/ ?  a& t
  巴西政府過去一直不明白一般平民何以甘願忍受在黑幫統治下生活、抗拒政府幫忙,直到近年左翼政客盧拉當選總統,才開始扭轉從精英俱樂部望向貧民山頂的想當然。然而,盧拉的上台,同樣帶來另一籃子的悖論,反映所謂的「貧民富翁效應」,並不容易找到解決發展中國家貧民問題的答案。
7 U+ c( b' r+ u0 k/ E4 Z! i  作為來自貧民區的過來人,盧拉長期擔任左翼工人黨領袖,哥哥又是正牌filter_198員,盧拉多年屢選屢敗,原本被一般評論家當作不可能當選的候選人,直到2002年向現實政治妥協,宣佈改走「第三道路」,才以主流姿態當選。在保持國際經貿繁榮的前提下,他開始了大刀闊斧的社會福利派糖計劃,宣佈對貧民區居民發放綜援和食物補貼,由國家興建公營房屋,容許地方搞部分自主的「參與式預算」,是為「零飢餓計劃」。這對實行新自由主義經年、曾為美國自由主義重要盟友的巴西來說,可說是劃時代的。
5 p/ S" q' S$ d8 p5 l# T) b  但盧拉的這些行動,很快變得兩面不討好。一方面,盧拉從前的filter_198、社會黨戰友批評他「出賣理想」,認為盧拉派糖時,並沒大舉打擊企業利潤,出發點和一些企業贊助政府熔掉貧民私藏的武器一樣,只是宣傳伎倆而已,而且對國際金融業的妥協不比前任少,及不上同屬左翼出身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另一方面,巴西傳統右派或新自由主義者自然對左翼政策不滿,在拉美勢力龐大的天主教會,也公開反對盧拉的社會福利政策,認為這會減低貧民的上進心。結果盧拉的扶貧政策,反而比從前的右翼總統在位時,激化了更多社會矛盾。
  Z9 {" i8 h4 i, H  類似現象,也出現在玻利維亞、阿根廷等近年上台的左翼領袖身上,畢竟當地民眾和部分精英對「第三條道路」的概念,始終都未能完全掌握,依然較習慣二元的、非黑即白的民粹世界觀,這樣當地就比其他國家更易因為社會階級而分化。難怪不少學者近年開始把巴西等南美國家稱為「階級隔離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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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u  Q7 W- J2 y9 q. i  無土地運動:當貧民與貧農聯合……" ?# k( H9 V4 Z6 q' H$ A
  巴西的城市貧民本來相對獨善其身,但自從盧拉政府間接激化了他們的階級屬性,巴西的貧民和貧農就偶然開始聯合行動。在前述貧民區國中國以外,巴西貧農亦可算是國內另一個國中國,組織頗嚴密,最著名的組織包括了「無土地運動」(MST)。「無土地運動」可說是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的反全球化兄弟組織,它不但要求政府賠償農民/原住民被地主/企業霸佔或自然荒蕪的土地(須知巴西3%的精英人口占去了70%土地),還將土地問題變成以「土改」為口號的政治運動。
) J# t4 }1 l( J* M  「無土地運動」成員多達百萬,擁有無數合作社、互助基金、民間記者一類自治實體和附庸,遠比已式微的主流拉美共黨人多勢眾,甚至比黑幫更聲勢浩大,且具有意識形態的整合性。貧民和貧農聯合一起,還不是巴西政府的憂慮所在,因為兩者本來就是執政工人黨當年在野時的堅定反右盟友。但一旦「無土地運動」的組織者改為和貧民區的黑社會毒梟相結合,理論上,受害人的組織卻不難變成逼害人的組織。屆時,它說不定有潛力成為哥倫比亞毒品王國那類有意識形態基礎、有左翼組織規模,還能傚法全球化時代網絡式結構的組織。兩者互補,足以讓巴西的「大國崛起夢」灰飛煙滅。$ b2 L9 H9 W3 E! \7 U
  
) G# |- |( q1 `4 l  警察濫用暴力,民眾拒絕禁槍  X) `) p. ~# j( v1 |
   《貧民富翁》的印度黑幫佔戲頗重,童黨槍支問題亦為當中副軸,甚至成了主角兄長首尾呼應的道具。類似情形,同樣在巴西貧民區普遍存在,這也是《無主之城》、《精銳暴隊》等電影反覆探討的。
0 R+ G& o7 n4 R. j( F5 M; u  巴西近年是全球槍擊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一度每年有逾4萬人死於槍械案件,這比率甚至和戰火連天的伊拉克不相伯仲,可見貧民區內黑幫內戰的慘烈。弔詭的是,4年前巴西曾舉辦反持槍合法化的全民公投,卻有2/3國民投票反對。表面上,巴西反禁槍人士的邏輯,和那邊廂的美國槍支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大同小異。美國每出現一宗致命的校園槍擊案,社會都會冒起一股禁槍熱,美國槍支協會卻總能反其道而行,宣傳說「只要我們提供一人一槍、連小孩也有槍,槍擊案在造成重大傷亡之前,行兇者就會被其他持槍者自衛殺掉」云云。但骨子裡,巴西人反對禁槍的理由、邏輯,實在和美國一類發達國家大為不同。真正的關鍵,不過是貧民信不過合法持槍的警察,因為過去數十年,巴西警察習慣嚴重濫用暴力,經常隨便開槍。尤其是在軍政府執政期間(1964~1985),巴警貪污、胡亂鳴槍交差當作執行任務的事實乃有目共睹,軍方卻無意整頓內部紀律。巴西人民情願像瑞士那樣,人人持槍自衛,針對的自然不單是黑幫,而是包括了以「反黑」為生的人。這情形在軍政府還政於民後依然如此。
& X4 f4 p! E0 Z7 \  既然巴西人民否決禁槍,民間槍擊案又異常嚴重,支持禁槍的有心人唯有採用「曲線禁槍」的方法,希望市民自發、自願地交出槍械,例如聯同大企業推行「舊槍換錢」計劃。雖然成效有限,而且收到的槍不少早已成廢鐵,但計劃還是被廣泛報導。為了達到進一步宣傳的效果,這些由民眾自願集結而來的舊槍會被集體熔掉,再被製造成新的標誌性龐然大物,就像當年秦始皇熔掉天下兵器、鑄造十二銅人那樣。5 m& j* d$ y3 w' i1 ?
  不過巴西製造的不是示威性的銅人,而是鐵鞦韆、鐵滑梯、鐵搖搖板之類強調「和諧」的兒童玩意。將這些玩意聚在一起,就是一個個另類兒童遊樂場,表面上也深具警世效用。但不要以為贊助「遊樂場」的企業,並沒有利益計算。畢竟造槍、賣槍已成了巴西經濟命脈之一,贊助熔掉武器建造公園的企業得到知名度後,再得到的商機,往往還是與槍械循環工業有關。例如槍械製造商會通過和這些「良心企業」合作,來改善社會形象;而改善社會形象的目的,正是繼續大量造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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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民區童黨以誰作榜樣?
  V: V9 {4 _! n. M  舉一反三,要在印度孟買貧民區杜絕槍械問題,同樣不大可能。但與巴西相比,印度的槍械罪案問題相對輕微。畢竟印度沒有受過軍政府統治,歷屆政府都只是傾向貪污,沒有產生鐵腕傳統,無須公然縱容軍警來鞏固政權;就是姿態最強悍的國大黨總理甘地夫人,和靠民族主義起家、並暗中支持民兵的人民黨總理瓦傑帕伊,也沒有令印度變成單一性的軍管國度。縱然印度警局還是會像《貧民富翁》顯示的那樣,會用電刑一類私刑,也會敲榨百姓財物,亦會對民間暴力無動於衷,但總算還未完全淪落至兵匪合一的局面。無論印度怎樣百病叢生,在「金磚四國」中,它是唯一沒受過威權管治的國家,黑幫「國中國」的現象也相對比巴西有解決希望。這和它的社會問題發展模型,也是息息相關的。# l6 ]& q' G$ W4 ?" c4 `
  當然,世代貧窮、世代罪惡不應是不可改變的。不少世界級巴西球星都是在《無主之城》那樣的貧民區長大,理論上,應為區內貧民提供了最好的上進樣板。但現實有時卻往往相反。近年最著名的里約熱內盧貧民區出身的巴西球星,當首推在意大利國際米蘭成名的阿德里亞諾(Adriano Leite Ribeiro)。他年少時在貧民區被姨媽帶大,唯一嗜好就是踢足球,幸運地被球探發掘,輾轉投身歐洲大球會,成為億萬富豪。這勵志故事的最大問題,是阿德里亞諾的致富過程,貧民區的同齡友人皆未親眼目睹,總以為是單純幸運,但他成名後的揮霍、濫交、今非昔比,卻一一呈現在國人眼前。8 I9 ?6 s" d' ~6 T" a
  貧童往往情願投身於視線能及的牟利職業,即隨時可「創業」的販毒,因為販毒致富的過程是能見度最高的。何況好些拉美一線球星都是公開的癮君子,甚至是哥倫比亞傳奇人物希基達(Rene Higuita)那樣的販毒大佬。旁觀者不清楚,以為球員再富有都只是毒犯的走狗。畢竟他們也懂得或然率,知道自己成為《無主之城》的黑幫領袖李斯的可能性,總要比成為球星阿德里亞諾為大;他們成為李斯助手的利益,又比一旦不獲任何球會垂青的阿德里亞諾為高。結果,巴西貧民區產生了明星後,反而令區內貧童更愛投入童黨、建立黑色秩序。% [4 W* o% K4 n. e' m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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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車可鑑,印度政府準備利用《貧民富翁》帶來的經濟契機、大搞「貧民區旅遊朝聖團」之前,應該先把上述巴西電影一併研究。要是不知道「水至清則無魚」,不曉得黑幫「國中國」的癥結在於政府苛政猛於虎,第三世界的貧窮和治安問題,將始終難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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