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難民危機與“普世價值”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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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場罕見的難民危機正在橫掃歐洲。
2015年以來，來自敘利亞、利比亞等陷入所謂“阿拉伯之春”國家的百萬難民如潮水般湧入歐洲。回想2011年前後“阿拉伯之春”爆發之際，西方世界幾乎是壹片歡呼聲，認為這是“普世價值”的勝利，“壹個民主的新中東即將誕生”。但僅五年左右時間，這種歡呼幾乎變成了驚叫——巨大的難民潮強烈地沖擊了歐洲社會。人們不禁感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歐洲今天面臨的難民危機與西方在中東地區不遺余力推廣的所謂“普世價值”有直接聯系。這場難民危機暴露了“普世價值”本身存在的諸多悖論和困境，對此作出深刻反思，對於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未來都有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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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的傲慢與代價
西方把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權”奉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到處推廣，甚至不惜使用武力。這種傲慢源自西方壹些人秉持的社會歷史觀，這壹歷史觀認為，西方制度模式是世界歷史演進的最高階段，人類發展到了西方政治經濟模式，歷史就終結了；這種傲慢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傳統的延續，認為自己的信仰代表了世界上唯壹的真理，只有這種宗教得到“普世”，人類才可能得到拯救。這兩者的結合使西方世界壹大批篤信“普世價值”的人唯我獨尊，不遺余力地向別國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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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頭十余年，世界目睹了美歐“普世價值”派在中東推動的兩波“民主化”。第壹波是2003年美國在英國等少數國家支持下，發動伊拉克戰爭，並推出“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該計劃企圖按照美國模式，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中東國家進行“民主改造”，以“鏟除恐怖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美國和西方的威脅”。然而，“民主改造”計劃進展得很不順利，美國占領下的伊拉克非但沒有成為中東國家民主的樣板，反而成了不同教派和族裔廝殺的疆場。更令美國驚訝的是，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中，被美國認為是恐怖組織的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大獲全勝，“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也暫時陷入了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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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歐的“普世價值”派不甘心。他們利用中東地區人民的變革訴求，通過推特、臉譜等新媒體，極力向中東民眾灌輸壹種神話：只要接受他們的“普世價值”，特別是西方民主制度，這些國家存在的體制僵化、經濟雕敝、貪汙腐敗、年輕人失業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於是就有了2011年前後開始的中東地區第二波“民主化”：所謂“阿拉伯之春”迅速從突尼斯擴展到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美國、法國、英國等西方大國又以“人權高於主權”的名義，公開進行軍事幹預，支持反對派顛覆國家政權。利比亞卡紮菲政權迅速垮臺，國家四分五裂，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突尼斯經濟遭受重創；也門動蕩和戰亂不止；埃及經濟雕敝，社會混亂，最終軍人推翻民選政府；敘利亞則陷入全面戰爭，經濟崩潰，社會解體，全國約壹半人口流離失所，壹個原本初步繁榮穩定的國家瞬間變成了人間地獄。中東大亂之際，極端組織趁勢而起，引發了更為嚴峻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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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普世價值”派的傲慢在於，他們從來不問中東國家老百姓自己的感受和偏好，就武斷地認為西方界定的“普世價值”是這些國家的最好歸宿，結果把這些國家搞得分崩離析、生靈塗炭，恐怖主義迅速蔓延。造了這麽大的孽，西方“普世價值”派卻從不向這些國家和人民道壹聲歉。當然，這種傲慢終究是要付出代價的，歐洲難民危機就是這種代價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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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的悖論與困境
在壹浪高過壹浪的難民潮面前，西方宣揚的所謂“普世價值”本身存在的悖論和面臨的困境也暴露無遺，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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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歐洲難民危機表明，西方界定的所謂“普世價值”與中東國家的國情民情嚴重脫節，這也是“阿拉伯之春”迅速變成“阿拉伯之冬”的主要原因。西方認為可以給中東地區帶來正義和幸福的“普世價值”，非但沒有帶來“福”，反而帶來了“孽”。它破壞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間曾經存在的脆弱平衡，導致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迅速坐大，而這壹切最終又以難民危機等方式把歐洲壹並卷入。國家作為壹個有機體，至少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阿拉伯之春”所改變的最多只是這些國家政治層面的某些表象，另外兩個層面根本改變不了。此外，阿拉伯世界諸如教派沖突、族裔矛盾、人口爆炸、經濟結構單壹等難題，“普世價值”壹個也解決不了；不僅解決不了問題，而且使原有問題變得更為嚴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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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歐洲難民危機考驗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價值”的對立面。歐洲主要國家大多曾積極參與推動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卻只想坐收漁利，不想如何承擔難民危機的後果。根據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任何締約國在面對難民或避難尋求者的時候,不得以任何方式將其驅逐或送回（即“不推回原則”），而是首先要經過壹個甄別程序確定難民身份。但是自難民危機爆發以來，歐盟成員匈牙利率先在與塞爾維亞邊境修建藩籬，對硬闖邊界的難民使用催淚瓦斯，後又幹脆開放邊境，讓難民自由湧向德國和奧地利，震動了相關國家的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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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國為例，圍繞難民問題的爭論越來越激烈，總理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受到質疑，支持率下滑。雖然歐盟通過決定，要求把已在希臘和意大利登記的16萬難民安置在28個歐盟成員國中，但多數東歐國家表示堅決反對。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只對本國的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負責，而民眾也大多只關心自己的利益，怎能期待這樣的民主政治來幫助實現世界所有地區人民的人權？更何況歐洲國家今天的經濟和財政狀況大都不好，自己國內少數族裔的權利問題還沒處理好，又如何指望他們歡迎來自中東地區的大批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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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普世價值”已越來越難以包容“多元文化主義”。西方“普世價值”派長期以來聲稱他們接受“多元文化主義”，主張不分性別、種族、宗教、語言和信仰，壹個國家的所有民眾都應該享受同樣的人權。但這次難民危機中，歐洲多數國家民眾和政府都對來自中東的穆斯林充滿了疑慮和不安，排外情緒高漲，已導致歐洲政壇右翼勢力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主義”進壹步走衰，這與西方道貌岸然的“普世價值”主張是矛盾的。其實，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德國總理默克爾早已公開承認，其國內長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義”已經失敗。隨著“多元文化主義”走衰，“普世價值”的“含金量”已不斷減小。歐洲難民危機進壹步深化，將會加劇這個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