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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四，“第三波民主”面臨兩個結構性障礙。

一是美作爲積極推動民主的唯一超強，卻是劣質民主的最大傳染源。它提供錯誤示範，輸出政治伎倆，爲他國政

治人物提供“專業服務”，且經常采取自我矛盾的雙重標准。

二是“市場化”與“民主化”結成“連體嬰”成爲所有新興民主國家的根本性障礙。徹底的市場化、私有化與自

由化，意味著勞工群體與中産階級不可能透過民主體制改變自身的不對等地位；全球化加速掏空“國家機構”的

社會保障與再分配功能，讓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成爲低能的空殼。當今，對我們生活方式、經濟安全、社會秩序

、環境質量産生巨大影響力的決策者，往往不是民選政府，而是一些幾乎完全不受民主機制監督的跨國權力行爲

體，如跨國企業集團、跨國媒體集團、信息科技王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避險基金、信用評級機構、大會計公司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聯儲等。資本主義全球化顛覆了民主體制的基本目的與職能，讓國家層面的民主政體成

爲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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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五，資本主義威脅人類社會。

資本主義讓主要經濟體都必須將經濟活動維持在過度消費與信用膨脹的亢奮狀態，才能避免經濟衰退與金融體系

崩潰。全球化讓國際金融體系變成了無法駕馭的超級賭場。國家、社區、家庭的經濟命脈，都成爲極少數跨國銀

行、投資機構、對衝基金賭桌上的籌碼。

資本主義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股東、對追求最大物質欲滿足的消費者以及追求激勵技術創新

與生産力增長的社會而言，它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同時，對加速破壞地球環境、掠奪第三世界資源以及剝

削經濟弱勢團體而言，它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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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可持續發展看，資本主義是最浪費的制度，其生活方式鼓勵貪婪、獎勵自私、崇尚個人主義、刺激無止境的物

質欲望和沒必要的消費需求，誘導追求虛榮的價值觀。在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邏輯下，全球的生産活動主要是爲

了滿足富裕階層的物質需求，有限資源不斷被轉換成垃圾，第三世界國家多數人群被擠壓到邊緣，生産資源被私

人占有，廣大群體無法盡其力、用其物，形成人力資源巨大浪費。美在“經濟自由化”旗幟下推動資本主義全球

擴張，對社會、民主、文化與環境構成生存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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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所有發展中國家均面臨三大嚴峻課題： 一是如何駕馭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風險與破壞性，控制兩極分化，讓市場與民主、市場與社會、市場與環境間的共生規則得以建立； 二是如何構建維護經濟弱勢團體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形態，讓民衆能真正用民主參與和監督機制維護自身生存與發展權，維持各階級與集團間的權力平衡； 三是如何提升國家機構的各項治理能力，管理市場秩序，監察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進行財政轉移與二次分配，強化內部監控防止違法濫權，確立政府維護公共福祉的價值導向。發展中國家須通過集團力量，在全球建立民主治理機制，讓所有群體都有機會參與全球事務管理，才能全面構建市場與社會、文化、環境共生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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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汽車城底特律一座人去樓空的大廈（2013年拍攝）

第三個思考：美國霸權正在衰落。

美國霸權的衰落源自四個方面的因素。

原因之一，美民主體制使社會陷入三重政治陷阱。

一是政治人物不斷利用意識形態制造假議題，引發社會內部對立，也導致選舉手段日趨下流。

二是政治人物競相討好個別選民群體，不敢讓民衆誠實面對基礎設施老舊、科技競爭力流失、經濟競爭力下滑、

財政寅吃卯糧以及社會流動停滯等真正難題。

三是美政治體制讓特殊利益集團很容易滲透決策過程，並在兩黨內扶植利益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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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二，單極體系式微有結構性原因。

一是美經濟競爭力與他國的差距不斷縮小，尤其是科技領先程度和産業競爭力保持優勢的領域愈來愈少，而自身

國債、貿易、家庭債務三大赤字已累積到極限；

二是經濟結構長期失衡導致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美元信用不足已成威脅全球經濟體系穩定的不定時炸彈；

三是世界警察角色的自我膨脹，驅使美試圖在世界所有地區支配安全秩序，但其財力和國內政治均無法支撐這種

無止境的擴張；

四是“軟實力”正在消退，獨斷專行侵蝕了美在國際組織與金融體制內的領導威信。金融危機後，美式資本主義

與政治模式不再具有吸引力，更無法壟斷國際社會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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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三，多邊貿易談判已成“雞肋”。 過去10年，雙邊與區域自貿協定瓦解了全球多邊自貿體制，原屬于世貿框架下的“例外安排”正成爲主導、常態性安排，全面侵蝕著無歧視、普遍最惠國待遇的世貿基本原則。問題主要出在美國，美對多邊自貿體制的戰略思維發生重大改變。過去美大力提倡多邊自貿體制，而今卻不再認可在世貿架構下推動貿易自由化符合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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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三重含義：

其一，美在世貿體制內不再扮演主導角色，以印度、巴西、中國及南非爲首的發展中國家逐步取得更大發言權；

其二，美無法在多邊談判中取得讓步，卻能在雙邊自貿談判中，借助可觀的經濟籌碼讓對手屈服，日後更可挾“

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系協定”或“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逼其他發展中國家就範；

其三，美決策者意識到必須更新部署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以因應綜合國力即將超越自己的威脅。加速推動這兩個

協定，可將美與傳統盟邦捆綁得更緊，打亂北京推動“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步驟，並限制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

中的晉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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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四，全球化的裂解與重鑄。

“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是全球金融體系的神經系統，其會員是遍布200多個國家的上萬家金融

機構，這些機構間每日數以萬億計的資金轉移都通過協會提供的保密電信網絡完成。2014年10月，美歐將制裁俄

羅斯的腦筋動到SWIFT上，試圖要求系統中止對俄銀行的金融服務，遭到以金磚國家爲首的非西方國家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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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圍繞SWIFT定位問題引發的政治拔河，預示著全球化即將進入“後美國時代”，其特征是：地緣政治與市場整

合兩套邏輯相互糾葛愈發明顯，全球化動能依然強勁，但主動力將更多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美國一元化領導自毀

長城，新自由主義思潮失色，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的指導思想不再定于一尊。全球經濟將出現多元領導格局並形成

數個超級板塊。過去完整而統一的架構將出現裂痕或被削弱，全球、大板塊、小版塊三層之間將充斥疊床架屋的

合作機制與交往規則。非西方國家將尋求新機制來深化彼此合作，降低對西方國家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