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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裕隆汽車失敗了？1985年臺灣政府實施《六年汽車工業發展方案》，內容包括降低關稅和國產率等，裕隆失去能了成長茁壯的機會。政府的錯誤隨時能改正，可是更大的阻力來自日本。日本經團聯的成員包含日本汽車制造商，為了維護日本產業的世界利益，日本廠商團結壹致的對抗裕隆。今天的裕隆汽車只是壹家汽車經銷服務站。它只能靠更靈活的手段把自身資本進行國際化運用，美其名為海外擴張，實際上跟投資銀行沒兩樣，賺錢只剩下金融賭博。與此同時，它的員工必須面對生活中更多不確定的因素，包括失業。
　　豐田汽車能登上世界第壹的寶座，靠得不只是自己的技術研發，還包括國家級別的商業打擊，日本在臺灣實現了“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豐田車”。我們可以看到成也經團聯，敗也經團聯，裕隆當時如果能得到國民黨的密集支持，今天會是不同的光景。瑞典的Volvo汽車在1927年生產自己的第壹輛車時，還沒有現今如此高效率的物流系統和生產能力，他們有時間可以在幾乎空白的國內外市場自由發展。瑞典人口不到1000萬，但他們擁有兩家世界級汽車制造商：Volvo和Saab，原因是發展時間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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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壹次看到工業化後進國家為了推展自己的工業化，在整個過程中需要巨大的投入與努力，才能擁有自己的空間。但只要道路選擇正確，加上耐心等待，壹定會豐收。臺灣裕隆、日本豐田、瑞典Volvo為我們提供汽車發展不同的教訓。
　　在航空工業，蔣經國領導下的國民黨制造出屬於自己的教練機：AT-3。就如同日本的“大島型”高爐壹樣，雖然發動機是美制的，但它為臺灣的航空人才培育實現零的突破，並且為後來的IDF作出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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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轉變臺灣歷史方向的重要人物李登輝就任總統。這個外號“巖裏政男”的男人曾是日軍的高射炮部隊軍官。他上臺時，國民黨這個經團聯工業體系依然運作正常，但還是由外省人主導，李登輝迫切需要集中權力到他手裏，來穩定內心的不安全感，民主化是最好的道路，因為占人口過半的福佬人壹定會掩護他擺脫這個被動局面。
　　政治運動需要金錢，兼職工是靠不住的，李登輝需要自己的全職人馬來對抗所謂的“外來政權”，但此時的他卻是這個“外來政權”的領袖。在李登輝的授意下，國民黨內部成立“集思會”。金錢的掌櫃則是劉泰英，身為黨主席的李登輝讓他掌控國民黨的金庫，開始用各種管道扶持外部的民進黨，臺灣的民主肥皂劇開始上演了，年復壹年越來越高潮，等到1996年的臺灣總統直選，解放軍甚至以發射導彈的方式參與這場盛會，美軍的航空母艦也參演，壹時之間舉世矚目。能走到總統直選這壹步，李登輝可謂散盡國民黨家財，股票能賣的賣，能民營化的就民營化，“國庫通黨庫”的戰略格局，讓他在民主化過渡階段裏的所作所為，跟大開綠燈沒什麽兩樣。美軍的航空母艦不是免費的，臺美之間的各種政治遊說都需要金錢打理，再加上各種政治選舉的競選開支，這壹切最終都轉嫁給國民黨這個臺灣的經團聯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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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發展“盟友”，李登輝想起日本。“臺日合作”需要壹些更特殊的良好氣氛。要營造這樣的氣氛，李登輝需要改變1950年來臺灣人對日本的歷史觀。於是“日據時代”成為“日治時代”；“臺灣光復”變成“日本終戰”，壹切都不新奇，花樣還能更多。臺灣的福佬精英對日本的五體投地，還有種種讓大陸人無法理解的行為，包括參拜靖國神社，除了要掩蓋他們曾身為漢奸的史實，另外壹個理由是徹底壟斷臺灣的“經團聯”，把臺灣的經濟成果搜刮到自己口袋裏。由於1950年的國民黨需要穩定的秩序以推動工業化，這是壹筆至今沒有清算的帳。1970年代歐洲學生運動的壹個重點，是反思自己父母那壹輩人在二戰時期屈服於納粹淫威，因此轉變為叛逆的世代。在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下，學生運動只能以保釣（釣魚臺）運動的狹窄範圍出現。保釣是愛國的，但1990年3月發生的臺灣野百合學生運動，卻只是壹場政治秀而已，這些所謂“學運世代”有相當數量的人成為李登輝的外圍盟友，為肢解國民黨而全心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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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清朝面對列強侵略壹樣，國民黨這個經濟發動機在壹波又壹波的五鬼搬運下，逐漸無法承擔推動臺灣工業化的使命與責任，工業化需要的集團式橫向合作和縱向分工變得越來越不可能。雖然臺灣的晶圓代工和相關電子業發展的越來越好，但經濟瓶頸開始出現。首先是利潤率降低到只有15%以下，而歐美日高科技產業的利潤率卻有40%，這還是臺灣政府以租稅優惠和優先銀行貸款作為變相補貼手段才實現的成績；國防采購預算的88%專門用來購買美制武器，臺灣的國軍將領甚至變相成為美國的說客，認為美國貨可靠性能好，能滿足軍事的高標準要求。這些國防開支在臺灣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因為兩岸關系日益劍拔弩張而變得越來越必要，只因為要應付來自中國的威脅與挑戰。為了保持臺灣軍事上的戰術攻勢，即使排擠教育和社會救助預算也要打落牙齒或血吞。世界先進武器“沒有我不敢買，只有妳不敢賣”。在“愛臺灣”政治賽局中，國軍恨不得壹夕之間變成沙漠風暴中的美軍，傭金回扣種種非法行為橫行，“貪生怕死速進此門，升官發財請來此處”成為國軍軍官今日的真實寫照。二戰國軍戰力最強的是美械師，過了幾十年的今天，國軍為了維持戰力需要更多的美械來組裝美械師，但對岸的解放軍卻已經擁有自己全套的軍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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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民主化是以消滅國民黨為代價的。不管發達國家的專家如何勸說國民黨臺灣沒有鋼鐵市場，進口品可以替代。經歷戰火歷練的“外省黨員們”卻無論如何也要建立臺灣的“中國鋼鐵”，只因為他們明白工業化的重要性。歲月催人老，曾經的精英技術官僚已逐漸雕零，他們的接班人是透過民主化政治洗禮的“本省政客們”，“本土VS.外來”是臺灣政治鬧劇的核心價值，這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臺灣根本沒有環境培育自己的工業技術。電子業發展的越蓬勃，對國外技術的依賴就越大。要生產高科技產品不難，需要的也不是技術，“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不管DRAM或者面板，其實只要會打算盤就行，設備可以租，原料可以買，自由貿易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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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片的主要原料是矽(Si)，需要開發出矽生長爐來制造多晶矽，然後用其它的設備把多晶矽拉長，變成單晶矽，這中間需要很多知識來保持產品的純度。等8吋晶圓或12吋晶圓成型後，需要激光切割，這還是需要技術開發。切割完的芯片需要研磨，需要精密的研磨機械，這樣才能開始生產計算機裏的CPU。
　　世界芯片原料(silicon wafer)的最大供貨商是日本住友化學。臺灣芯片行業越是成長，日本住友化學就賺越多錢。同樣是石油化學公司，住友化學可以做，臺灣塑料卻不能做，原因還是沒有技術。日本經團聯所屬的各產業可以提供全套生產設備，但是臺灣的國民黨體系卻深陷民主化的浪潮中。“漢奸們”進化成“政客們”，他們為臺灣新時代的工業革命設下無法突破的玻璃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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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IT革命主導的工業革命需要更多的理工人才投入技術開發，舉凡材料、機械、程序語言、通信、電子等，每個領域都在渴求人力。中國大陸的人才培育是非常紮實的，從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學生教材，到大陸學生在國際比賽中的成績，我們很容易看出來這點。今年中國大陸有1000萬人去考大學，65%的人選擇理工科。這是歷史給臺灣產業界的壹個機會，臺灣產業界有希望在技術開發上投入更多。但臺灣的政治氣氛卻不容許這種嘗試，臺灣選擇“戒急用忍”。學法律的臺灣本土集團妄想以法律來阻礙大陸的技術開發，搞不清楚自身任務的正是這些“本土政客們”。在“外省黨員們”的領導下，臺北推動壹次都市更新，也就是今天臺北的信義計劃區，這是臺灣版的高速增長。但中國大陸的北京為了奧運，朝陽、海澱、豐臺各區的基建計劃足以抵上3個信義計劃區，如果再加上全大陸各城市的大規模建設，我們說大陸有500個信義計劃區的規模也不誇張。正是這些建設帶來的“中國特需”熱潮，使得臺灣經濟的馬腳暫時沒有露出來，但臺灣還是戒急用忍，等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立刻原形畢露而且愁雲慘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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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無法籌集必要的資本進行自我改造，因為臺灣把壹切資源都投入民主化。愛臺N項建設是最新的版本，核心不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質量，而是拯救地方失業，並為將來的選舉做好準備，這是臺灣政治精英的主流意識。臺灣不滿足當“三民主義的中國模範省”，臺灣要當“民主直選的世界模範生”，這才是臺灣打拼的方式。民主不殺工業，工業卻因民主而死。八年後再次上臺的國民黨，已經完成舊瓶裝新酒的質變量變，變的更愛臺灣，自然也不可能完成振興臺灣經濟的任務。
　　今天的臺灣經濟遇到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根本不是偶然，資金不再能有效率的投入技術開發，市場在列強脅迫和“壹邊壹國”的基調下全盤開放，於是臺灣有了瘦肉精的美國豬肉；壹瓶160元臺幣的臺灣米酒，還有稻米炸彈客。至於日本進口的毒米果自然不能大張旗鼓的調查，只能選擇性的炒作大陸的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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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放兩旁，民主擺中間；若為兩國論，壹切皆可拋，臺灣要爭取在壹切國際場合上以臺灣的身份露臉，展現臺灣獨立自主的真實面貌，管它WTO還是什麽WHO，反正絕對不能OUT。其實拒絕加入WTO就能展現臺灣獨立自主的真實面貌，但不了解國際現實的臺灣人認為加入國際組織才能展現“臺灣人民站起來了”，臺灣無法接受這種“落後”的選擇。
　　民進黨的“黨員們”對黨國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強力的，他們正確指出其中“極端危險的病變基因”，但是他們無法擺脫自身的狹隘歷史視野，他們只能成為“本土政客們”，最後成為自己當初發現的“極端危險的病變基因”，並且以民主化的手段瓦解了臺灣的工業技術體系。不但如此，他們甚至使“黨國資本主義”變成“權貴資本主義”。臺灣電視史上唯壹毫無周末區別，隨時插播，而且已連播3個月的電視劇，就是由陳水扁家族主演的“赤貧”，其中的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遠非精彩所能形容。它反映了臺灣今天“就業老大難”的情形，產業只剩微利，當官才是發財的不二法門。臺灣經濟從推動民主化的第壹天起，就在吃“外省黨員們”辛苦存下的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