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君唐太宗[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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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君唐太宗
出身贵族世家的青年闯将

唐太宗即李世民，太宗是他死后的庙号，谥号为“文皇帝”，但后人称呼最多的是“唐太宗”，有时也称“文皇帝”。“世民”的含义是“济世安民”。

从公元599年1月（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出生到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去世，唐太宗终年仅五十岁，他是一个在隋末乱世中成长起来的成熟早、功绩高、寿命也短的封建名君，受到历代帝王将相和百姓的推崇与赞美。

李氏家族是关陇贵族集团之一，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在西魏时官至太尉，这是最高武官。后来因辅佐北周代替西魏有功，被封为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国公。祖父也任北周的柱国大将军，父亲李渊还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姨侄。

母亲窦氏，聪明而善于书法，模仿父亲李渊的笔迹，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李世民兄弟四人，哥哥建成，弟弟玄霸、元吉和智云，玄霸幼年早亡，智云在太原起兵后被隋朝官吏杀死，年仅十四岁。

李世民十六岁时和十三岁的长孙氏结婚，这就是后来贤明的长孙皇后。少年时期的李世民虽然也读书，但他最喜欢的还是练武。

在十八岁时，李世民应募参军，当时隋炀帝被围在雁门，就在这次解围战中李世民初露过人的军事才华。

公元615年（隋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巡查北方要塞时，突遭突厥始毕可汗几十万骑兵袭击，雁门一带四十一座城失陷三十九座，隋炀帝困守雁门城内，将求救的诏书捆在木板上放进南流的汾水中，命令各地募兵救援。李世民就在这时应募入伍，隶属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李世民向云定兴献出疑兵之计：“始毕胆敢领兵围困天子，一定是估计到我们仓促应战无法增援解围，我们应当在白天遍设旌旗几十里，在夜里则擂鼓相应，敌人必定会以为大量救兵已到，便会望风而逃。如若不然，现在敌众我寡，万一敌军倾巢出击，我们就难以支撑了。”

云定兴立即依计行事，突厥人果然中计，匆忙引兵退去。

在太原随父亲李渊起兵后，李世民和李建成领兵首战西河郡，西河郡在太原的西南面，是以后进兵长安的必经之路。兄弟二人治军严明，长驱直入，攻下西河并生俘郡丞贪官高德儒，李世民怒斥道：“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然后将其斩首。西河首战大捷，李世民兄弟往返只用了九天，李渊迎接凯旋而来的两个儿子时兴奋地说：“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

此后，在南下攻霍邑时，李世民又哭劝父亲放弃回撤太原的打算，下决心攻占霍邑，取得骑兵战胜步兵的胜利。当时，李渊留李元吉守太原，自己率李建成和李世民等将士三万人南进到贾胡堡，离霍邑五十里。霍邑有隋兵两万固守，这时李渊粮草将尽，又逢阴雨连绵，背后则传来突厥将要趁虚袭击太原的消息，李渊决定先回太原从长计议。李世民则分析形势，说守军并不可怕，应攻下后直捣咸阳号令天下，才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与优势。

李渊听不进李世民的意见，下令班师。李世民急切之下放声大哭，帐中的李渊听到了，出来问他，李世民说：“现在我们起兵是正义之师，前进则战无不胜，后退必将溃散。溃散在前，敌人乘虚攻击于后，兵败身亡再所难免，所以如此悲痛而哭泣。”

李渊终于醒悟，下令追回已经回撤的军队。不久，粮草也运到了，李渊父子领兵直捣霍邑。李世民和李建成各领几千精骑兵去挑战。守将贸然出城迎战，先被骑兵挫败，后又被骑兵截断退路，受到夹击的守军很快溃散，霍邑终于落入李渊父子之手。

在围攻关中门户河东时久攻不克，李世民主张先入关直取长安，长安一下则河东不战自降。李渊采纳了他的意见，兵分两路，一路取长安，一路继续围困河东。果然在长安攻陷之后，河东守将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

统一天下，无人匹敌的赫赫战功

公元618年（隋大业十四年），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唐，定年号为武德，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哥哥被立为太子，弟弟李元吉被封为齐王。

唐朝的建立并不等于全国的统一，事实上当时正是各派军事势力分裂与混战的高峰期。如果说李世民在唐朝建立之前的战功还不十分显著的话，那建立唐朝之后统一全国的军功则无人能与其匹敌，也正因为有了如此的赫赫战功，李世民才有了要帝位的强烈愿望，才导致哥哥建成的嫉妒与谋害，才有了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

李渊在称帝之后就不便于亲征了，而建成也要在长安辅佐父亲处理政务，这样，平定各方势力统一全国便成了李世民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十来岁的李世民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前后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统一战争任务。

唐太宗的统一战争包括三部分，一是平定薛举父子，二是击溃刘武周，三是打败王世充和窦建德。

在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十二月，金城郡富豪薛举率领十万军队进犯渭水，攻打扶风，和李渊争夺关中。李渊命李世民为帅与薛举战于扶风，斩首万余人，大胜薛举，将唐的势力扩充到了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了关中的局势。第二年的六月，李渊又封李世民为西讨元帅，继续讨伐薛举。七月，和薛举战于泾州，因为当时李世民正患疟疾，在军中养病，而属将急于决战。由于战争准备不足，被薛举偷袭，结果大败而归。八月，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音高）领兵进犯。李世民继续出征，他先固守六十天，不准部下迎战，还下令：“敢言战者斩！”这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军队士气得到恢复，同时也挫敌锐气。等时机成熟时，李世民便命令属将先诱敌深入，然后全军出动聚歼。浅水原这一战，大破敌军，结果薛仁杲投降，陇右地区宣告平定。

公元619年（武德二年）三月，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大举南下，攻打并州，就是太原地区。并州的总管李元吉支持不住，逃回了长安。致使晋州等地也失守，关中地区震动。李渊想放弃河东的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等人的反对，他认为河东是富庶之地，也是京城的重要依托，还是起兵之地，所以不能放弃，他愿意领兵夺回来。李渊便命李世民领兵出征，十一月，李世民趁黄河结冰的机会顺利渡河，然后用“坚壁挫锐”的战术来和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对峙。李世民坚守不出，挫敌锐气，待机而动，因为他知道敌军深入，必定会粮草不济。次年的二月，在宋金刚军粮草缺乏时破敌于介休城，刘武周也放弃太原北逃。至此，关中的东北部也宣告稳定。

618年（大业十四年）五月，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洛阳后，守将拥立越王杨侗称帝，改元皇泰。619年（武德二年）四月，王世充夺取了政权，改国号为郑，割据关东地区。第二年七月，李世民进军洛阳，开始平定王世充。

从这年的八月完成对洛阳的包围，到下一年的二月，虽然经常昼夜攻城，但终因洛阳城坚固而无法取胜。将士思归心情迫切，李世民却坚定意志，鼓励将士说：“这次我们领重兵而来，应当一劳永逸，东边各州已经望风而降，只剩下了洛阳一座孤城，从现在形势来看很难再坚守多长时间了，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你们为什么又要放弃无功而返呢？”在李世民的坚持下，众将表示随他决战到底。

此次决战，李世民总是身先士卒，有一次，他带五百骑兵巡视前方地形，结果被敌人骑兵包围。敌将单雄信挺槊直取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而出，将单雄信刺落马下，掩护李世民突出了重围。

此后，便是有名的虎牢之战。

在王世充被围将败的紧要关头，河北的窦建德领兵十万，号称三十万，为救王世充而大举南下。当时窦建德自称夏王，占据河北和山东。他开始也不愿意相救，坐观龙虎相斗。后来看到王世充处于下风即将被歼，便听从了部下刘彬的建议，出兵相救，以免在王世充灭亡之后，自己也一样力单势孤，难逃厄运。

窦建德开始时写信给李世民，要他退到潼关，讲和修好。李世民断然拒绝，开始部署如何对付窦建德。

李世民的部下分为两派意见，以薛收为主的一派认为，王世充现在只缺粮草，万一得到接济，战争的胜败就很难预料了。应该在围困洛阳的同时，由秦王李世民亲自领精锐骑兵抢占虎牢关。在击败窦建德之后，王世充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屈突通等将领却反对，他们认为去虎牢关会腹背受敌，应该先退守新安，再寻机而战。

李世民最后说：“王世充粮草已将用尽，内外离心，我们就应当坐收余利，不必劳师动众去攻击。而窦建德则将士骄横兵卒懒惰，我们必须进占虎牢，扼守险要之地。窦建德如果要和我交锋决战，一定能一战取胜，如果他们畏缩不战，那么王世充十日之内必然溃败。假若现在不速战速决，让窦建德占据虎牢，那刚归降的各城就又无法守卫，我军就很难再有现在的良机取胜了。”

李世民最终还是采纳了薛收的意见，他命令屈突通和齐王李元吉继续围困洛阳，自己则率领精锐骑兵三千五百火速奔袭虎牢，历史上有名的虎牢之战正式开始了。

620年（武德三年）的三月，李世民领兵到达了虎牢关，他亲自东进二十里侦察敌情，窦建德无法进军，只好就地筑垒固守。四月，窦建德军队几次作战失利，将士思归心理日益加重，军心开始涣散，而运粮道又遭到了突袭，大将张青也被俘。这时，部下建议，渡河攻打怀州，再向西穿越太行山，趁虚攻占上党，然后再南下，占据河东的广大地区，不但能占疆土补充兵力，还能威胁关中，从而迫使李世民退兵自救，洛阳之围不攻自破。但窦建德一心想找李世民决战，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说这是书生之见。

五月一日，李世民渡河，在黄河北岸牧马，并留下战马千匹，给窦建德一种粮草已尽的假象，他本人则在晚上返回虎牢。

第二天早晨，窦建德果然中计，觉得李世民有机可乘，他全军出动，排兵二十里击鼓而进，想用气势吓倒唐军。李世民登高观望，然后对部将说：“窦建德过险关鼓噪而进，这是毫无纪律 ，临城而列阵，是在轻视我军。我们如果按兵不动，他们的勇气必然渐渐衰退，列阵久了将士就会饥饿疲劳，不攻自退，等那时我们再乘势追击，将战无不胜。”果然不出所料，到了中午，窦建德的军队因为没有开战，士卒又饥又渴，开始争着喝水，很多人坐在地上，没有了开始时的阵形，一副败相。

李世民看时机已到，便下令攻击，此前已将战马悄悄赶回，军令一下，全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军，窦建德大败，自己也中了枪伤，后退途中被唐军俘虏。

窦建德一败，洛阳的王世充成了惊弓之鸟，想突围又遭到众将的反对，只好开城投降。

窦建德被押送到长安之后，李渊将他处死，结果使他的部将又起兵叛乱，刘黑闼（音踏）恢复了窦建德原有的地区，李世民又领兵将其击溃，不久，刘黑闼又起兵，被李建成击败，后来刘黑闼被杀害。窦建德的势力才最后平定。

李世民指挥作战有他的一套谋略，后人给他总结了一些经验，从这些经验里可以看出他过人的军事才华，唐太宗是一个很突出的军事战略家和指挥家。

第一， 坚壁挫锐，这是杜佑在《通典》中为他总结出来的。在浅水原一战，就用这种战术挫败了刘武周。内容主要是坚壁对垒，搞持久战，拖住敌军，然后寻机歼敌。

第二， 是准确利用骑兵，在敌后反击。在两军相持的时候，由精锐骑兵猛冲敌阵，特别是在敌人败退时，用骑兵火速追击，力求全歼，不给敌人喘息休整的机会。在虎牢之战中，大战正酣时，李世民率领秦叔宝等大将在敌阵后突然猛攻，高举旗帜来回冲杀，窦建德军一见，立刻溃不成军。

第三， 勇追穷寇。在追击宋金刚军时，李世民日夜行军二百里，将士疲惫不堪，连总管刘弘基也劝阻休整之后再追击，李世民却说：“乘胜逐之，破竹之义也。”接着继续追击，又大破敌军。如果自己休整，就等于给了敌军逃跑的时间，给以后攻城留下后患。

第四， 亲自侦察，部署作战计划。李世民每次作战都要亲自到前沿侦察，深入到敌营附近，获取真实的情报。有一次，李世民被王世充的骑兵包围，等突围回来时，尘土蒙了一脸，连卫兵都认不出他来了，正想阻止，李世民将甲胄脱了下来，这才认清是谁。和窦建德决战时所使用的牧马之计便是在实地侦察之后部署的计划。

其他方面的经验也有很多，特别是作战时身先士卒，休息时与将士同吃同行，同甘共苦，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这对于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在追击宋金刚军夜宿时，李世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甲胄也有三天没有解了。将士都很疲劳饥饿，但当时只有一只羊，李世民和将士们同吃，这时将士感恩不已，在追击时个个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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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夺帝位

唐太宗的即位是通过兵变得到的，而且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但从古至今极少有人对此指责他，主要是因为他在这场帝位争夺战中并没有用残忍的手段去加害对方，而是到最后才被迫自卫的。虽然如此，但亲兄弟之间这样的结局总让人有些心寸芥蒂，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就是有这种过多的血腥味儿，无毒不丈夫，用这句话形容帝王位置的血腥争夺战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由于唐太宗统一全国的赫赫战功，使其在朝野上下的威信日增，高祖李渊也给了他相当重的权力，他的官职是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之首，因为唐朝没有宰相和丞相这种官职，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都视同宰相，再加上用其他名称如“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来参加政事会议行使宰相权力的人还有不少，但唐太宗的权力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正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所以在唐太宗正式做了皇帝之后，就没有人敢担任这个职务了，最后就将尚书令取消，尚书省的长官由左仆射来担任，右仆射为副职。

唐太宗除了官职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军队，他的哥哥即太子李建成和他一样都有自己的亲兵卫队，加上一些大臣分成两派，分别归入太子集团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集团。中国古代社会在继承方面只在代表家族的家长权方面实行了嫡长子（即正妻所生的长子）继承制，至于特殊的王位和帝位继承历来都是儿子们竞争，虽然有时候也按照嫡长子继承的传统立太子，但经常发生的废太子事件使得这个传统没有产生稳固的制度。在这方面唐太宗和哥哥太子李建成的争夺最为典型。等到了清朝，就有了在位的皇帝秘密指定继承人并写成诏书藏起来，等去世后再当众打开宣读，所以清朝就避免了为了地位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局面发生，而且这样也保证了有才干的儿子做皇帝，以便使江山长治久安。

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建成和李元吉便多次想除掉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李元吉府上，李元吉就打算趁机刺杀李世民，大概李建成觉得不好当着父亲的面做此事，所以制止了李元吉。

624年（武德七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牵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听从李元吉和后妃的话，改了主意，这无异加剧了兄弟之间的争夺。

626年（武德九年），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有一次，太子李建成晚上找李世民去喝酒，在酒里下了鸩毒，李世民心痛剧烈，吐了几升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这次谋害可能使李世民下了决心除掉对方，属臣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杜如晦也表示支持。

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相反更加紧了行动。虽然收买秦王府将领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在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李渊也同意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李世民决定先下手，以免后患。

六月三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了二人的阴谋，还趁机告发他们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并没有将希望寄托在父亲的处理上，因为先前父亲总是偏袒他们。他果断部署了行动计划。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没想到出了意外。

六月六日清晨，李世民命属将伏兵于长安宫城北门口即玄武门。李建成没有收买成李世民的将领，李世民却成功地收买了李建成的将领，玄武门守将便是被收买的李建成的属将。正因为李建成认为有自己的人在，才敢于上朝去，结果走进了死路。

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时，发觉守门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属下，便想回头。但此时李世民骑马赶来，双方发生了激战，李元吉射了三箭没有射中李世民，李世民却一箭将李建成射死，尉迟敬德领骑兵将李元吉射死。然后，尉迟敬德向李渊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经被秦王杀死，李渊只好下诏平息了两派的激战。

六月六日，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李渊传位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

李世民对于自己的兄弟并没有做得太过分，相反采取措施挽回一些不良影响，虽然李建成和李元吉生前和自己是死敌，但毕竟是兄弟，所以，李世民又主持礼葬二人，在当天，李世民在千秋殿西边宜秋门痛哭致哀，缓和了与原来李建成和李元吉手下人的矛盾。此后，李世民又让魏征去山东宣抚，因为李建成曾结交山东窦建德的部下，而魏征又是山东人，曾经是窦建德的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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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绩流芳千古

唐太宗在位共二十三年，虽然他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远远比不上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但其业绩却是在历史上最杰出的，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唐朝在当时的世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几乎是唐朝的翻版，至今日本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的部）就是来源于唐朝中央的三省制。所以，后来人就用“贞观之治”来表达对唐太宗政绩的肯定和对贞观时期太平盛世的景仰和向往。

一、总结经验教训，选官任贤，大度纳谏。

唐太宗在即位之后便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这主要是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

因为唐太宗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使得新的中枢决策班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除了唐太宗的原来属下，还有李建成原来集团的人，在新的领导集团里，因为李建成的消失，使原来互相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共同为国家筹划方略，人才的最大限度的保留是贞观之治能够出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领导集团顺利组成之后，唐太宗又和大臣们共同总结了隋朝的灭亡教训。对于隋朝的兴亡，唐太宗是亲眼所见，有亲身体会的，在他眼里，隋朝本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帝国，经济实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炀帝才能有条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请他们来，还用上等的物质生活招待，最后还赏赐很多财物。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够五十年用的，但隋炀帝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使这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帝国分崩离析，自己也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为了使唐朝长治久安，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他总结出了三种原因。第一，奢华浪费，劳民伤财。隋炀帝为了享受，大修宫殿，为到南方巡游，大征民工修造运河。第二，生活腐化堕落，荒淫无道。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让全国进献珍奇宝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战争太多，耗费国力。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东征高丽，得不偿失，加上其他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隋朝的灭亡。

在惨痛教训的对照下，唐太宗下决心进行彻底治理，加上下属大臣们的通力协作，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展开了它美丽辉煌的画卷。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以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辨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为基本的四个标准，除此之外，还用德、才、劳三个标准逐级次第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正因如此，唐朝的楷书才在历史上首屈一指，出了颜真卿这样的楷书书法家，也因为科举考试靠的内容是诗词歌赋，唐朝才有了那么多的诗人。

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虽然如饥似渴，但他没有因为求贤而降低了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说得很有道理，但后来的一些贪官污吏却以此作为自己任人唯亲高裙带关系的借口。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下，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在李建成死后，东宫集团里有很多人想找机会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和唐太宗处于对立地位。唐太宗却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多人为其效力，魏征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他的直谏说明他对唐太宗是很感激的。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做“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教坏。”这原是说民间教育孩子的，是恨铁不成钢。这和魏征的进谏相比似乎不太恰当，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直言进谏说明魏征是真正的忠臣，不进谏只知道讨好皇帝的人才是历史上常出现的奸佞之臣、误国之臣、亡国之臣。

对于官吏的个人品德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选拔更为严格，他认为地方官是代表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们的素质高低关系到百姓对国家的态度。他下令，县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荐，而刺史则由他亲手选派。为了选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让人写在了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面，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地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另外，地方官还要在每年的年终进京述职，其政绩则由吏部全权考核，最后根据平定的等级来决定升级或降级。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同时，唐太宗又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在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让画师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这就是贞观时期的杰出大臣，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有尉迟敬德、柴绍、李靖、秦叔宝等，连一些有名的画家和书法家也榜上有名，如阎立本、欧阳询。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他和魏征成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至今还被我们经常引用，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魏征被唐太宗重用和他的宽容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任参予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唐太宗的大度宽容也体现在对待尉迟敬德上，原来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在620年（武德三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屡建奇功。

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唐太宗还有 一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确实是发自内心。在626年（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他说：“人用铜（古代的镜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唐太宗还去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做诗一首：“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夏人。”

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自己也不是独断专行的人，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认真做事，不许敷衍了事。唐太宗的御臣之术并不高明，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有了贤明的君主，则使得好的国策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

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二、节俭自律，厉行法制，发展国家经济

唐太宗即位之后，在提倡接见方面为群臣做出了表率，他最初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修建的，都很破旧。同时，他还禁止铺张浪费的厚葬习俗，明确提出要求，即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都要严格遵守。至于官吏们的奢侈浪费唐太宗也明令禁止。所以，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廉俭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由于生前生活简朴出了名，死后家里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至于魏征更是如此，一生也没有个象样的正屋。

为了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体系。令是规定国家各种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格也相当于律，是皇帝对国家机关或个人因时因事而颁行的诏书汇编。式则是国家机关经常和广泛适用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令、格、从积极的方面来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遵守的制度，而律则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四种法律形式互相协调，体现了唐朝立法技术的高度成就。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这种制度的建立有个惨痛的教训，就是错杀了大臣张蕴古，唐太宗后悔不已。因此决定设立这项制度，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唐太宗发展经济的措施很多，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当时唐太宗有一段话论述了国家的根本问题：“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这体现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会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为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全国的户数增加到了三百八十万户，比他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一倍。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贞观之治就是指的这个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的太平盛世。

三、和睦相处，融洽的民族关系

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也值得称道，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当时，北方有突厥和薛延陀，西方有吐谷浑、吐蕃，这些少数民族经常侵犯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太宗积极用兵，在629年（贞观三年）派名将李靖讨伐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634年（贞观八年）大将段志云败吐谷浑。638年（贞观十二年）吐蕃攻唐，侯君集破敌，后又平定了高昌，建安西都护府。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军又败薛延陀部，薛延陀后来败亡。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过人之处是他的宽容，因为宽容，贞观时期的民族关系异常融洽。唐太宗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任用少数民族人做官；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长安，当时的突厥族就有万家之多；采取和亲政策，著名的就是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和吐蕃的松赞干布结婚；建立了州县制度，仍然用少数民族领袖为官。

在630年（贞观四年），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唐太宗同意了，后来就用“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诏书。到633年（贞观七年）十二月，太上皇李渊和唐太宗宴请群臣，李渊让颉利可汗起舞助兴，又让南方的蛮族领袖冯智戴咏诗，气氛异常热烈，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后来，在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于翠微殿召见群臣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能平定汉族地区，但却无法制服四周的少数民族，我的才干并没有超过古人，但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大臣的答案都不能让他满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先前的帝王们只知道重视汉族，却总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像爱护汉族一样爱护他们，因此他们才像父母一样对待我。”唐太宗说的确实是实情，只有以诚相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

在民族关系融洽的同时，唐朝的疆域也异常广阔，东西有九千五百里，南北有一万六千九百十八里。

四、对外交流，传播世界的盛唐气象

贞观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和边境稳定，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和世界的交往和政治经济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包括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来到长安，使长安成了当时世界性的都城。为管理对外交往，唐朝政府还专门设鸿胪寺，负责接待工作。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内容，如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许多的植物也传进来，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

同时，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向外传播，特别是对亚洲的影响尤其巨大。中国的瓷器、纸张、茶叶和丝绸运往波斯，再传到欧洲。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在这个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亚洲，唐朝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最深。在631年（贞观五年）日本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了645年（贞观十九年），日本开始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几乎是全面地学习唐朝文化，甚至是照搬过去直接来用。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用调制，使日本很快建立了封建的国家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

由于唐朝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上中国的使者和商人也出现在亚洲各国，所以外国人便将中国人统称为“唐家子”，现在的西方人有的仍然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美国著名的“唐人街”就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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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躬自省的一代名君

多才多艺

唐太宗的诗文水平也很高，可以说是个能文能武的皇帝，但由于他的谦虚，在世时一直没有让人编他的诗文集子，所以后人对他的诗文水平了解较少。其实，在《全唐诗》和《全唐文》里都收有他的作品，而且都有相当的水平。

唐太宗四处征战，精通骑射，所以他对于骏马和弓尤其喜爱，为此还写了诗，如《咏弓》：“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掠，啼猿映枝转。”唐太宗的弓箭比一般人的要大一倍，而且箭法极好。有一次，突厥人在战场上得到了他的一支箭，纷纷称奇，对他佩服不已。

对于马唐太宗更是偏爱，他有首《咏饮马》写的很有感情：“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饶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因为对骏马的偏爱至深，在临死前唐太宗还要求在昭陵里刻上六匹骏马，这就是有名的“昭陵六骏”。

唐太宗虽然诗文都有些成就，但他却不重文名，他一直禁止编自己的诗文集。清朝人后来将他的诗文编入了《全唐诗》和《全唐文》，共计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唐太宗曾经说：“朕的辞令，如果对百姓有益的，历史总会记住的，便可流芳百世了。如果没什么好处，编成集子又有何用？！梁武帝、陈后主（即灭于隋的南陈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于世，那个也没有能挽救其灭亡之厄运！做人主怕的就是没有德政，要那些文章对社稷有什么用！”唐太宗在这里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即皇帝，皇帝应该做什么，和文人应该做什么，分得一清二楚，其明智的言论今天听来仍然充满了真知灼见。

唐太宗的明智还表现在他为政的正确观念上，他以尧、舜为效法的对象，以秦、汉的兴亡为教训，不到海边，不封禅，不求仙，也不巡游。能做到这点的，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几个来。

唐太宗的书法也有一定的水平，他最擅长的是飞白书法。他主要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注意对技法的研究，写了《笔法论》、《指法论》和《笔意论》，从初学书法到深入都做了论述。 贤德后妃

唐太宗作为一代的名君，他的后妃中也有两个和他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一个是皇后长孙氏，一个是徐妃。

长孙皇后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精通诗文，也聪明贤惠，和唐太宗一样很有气度，是个母仪天下的典范。她最重要的贡献是防止外戚专权，哥哥长孙无忌本来就和唐太宗有布衣之交，后来一直跟随左右，玄武门之变中又是功臣。所以唐太宗最他最为倚重。但长孙皇后却总是要求唐太宗降低哥哥的官职，以免再出现汉朝吕氏和霍氏专权的局面出现。她还让哥哥亲自向唐太宗要求降职，到临终时还对唐太宗说要防范外戚专权。她多次向唐太宗表明心迹：“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女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认识得相当深刻，外戚专权不但祸乱朝政，也会殃及家族，长孙皇后确实是有远见的。

对于后宫的嫔妃们，长孙皇后非常体贴，有的嫔妃病了，她不惜停下自己的用药去资助她们，所以她在后宫里威信极高。后宫里的稳定也为唐太宗理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不仅如此，在唐太宗发怒要惩罚因为进谏而冒犯他的魏征时，长孙皇后还极力规劝，而不是火上浇油，终于使唐太宗醒悟过来。长孙皇后对贞观之治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

长孙皇后和唐太宗一样反对迷信，也不崇信佛教，提倡薄葬，临死时要求不可厚葬，浪费钱财，依山而葬即可，不用起坟。死时她年仅三十六岁，葬于昭陵。

至于徐妃，即徐惠，也很贤淑知礼。在唐太宗后来兴土木时她还上疏劝止，不可劳师动众，在《旧唐书》里全文照录了下来。

晚年错误与反省

贞观后期，唐太宗有了一些变化，先从纳谏开始体现出来。贞观十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这是唐太宗走向一些错误的开始。

一是征伐高丽，前后两次，不听大臣们的劝告，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得不偿失。不但唐太宗得了病，因为要大量造船，结果引起农民起义，激化了国内矛盾。

还有奢侈现象增多了。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

还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看史官所写的起居注，这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大的历史错误，他看起居注给唐朝后来的皇帝开了个坏先例，破坏了这个制度。

不过，唐太宗毕竟是个名君，在晚年他还能反省自己的错误，很难能可贵。他对太子李治教诲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你应该从历史中找古代的贤明帝王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没有不去的地方，行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在636年（贞观十年），辽东战役回来时，唐太宗得了痈疮，此后一直调养，开始服用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始皇和汉武帝用丹药，现在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到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人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吃了这个外国骗子的“延年之药”，结果使病情恶化。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丹药的毒性发作，终于不治身亡。享年仅五十岁。（作者 彭运辉）

michaelwong71

佢謀殺所有兄弟及其家人, 終於成為一代名君, 及謀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