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in_lun

可否詳細說一說三清是甚麼﹖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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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崇道教，道教因之發展到有唐一代的最盛時。玄宗崇道種種：

第一，遍立廟觀。開元十年(722年)，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十九年於五嶽各置疕君廟。二十九年復於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劃其像，並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神位配祀，並置崇玄學。據《唐六典》載：“開元間“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

第二，追加老君尊號。天寶元年，玄元皇帝升入上聖，天寶二年追加為“大聖祖元皇帝”，天寶三年以金銅鑄玄元等天尊及佛各一軀。天寶八年冊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寶十三年上尊號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第三，加封真人真經。天寶元年(742年)，置崇玄廟，追號莊子為“華南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四子所書分別改稱為《華南真經》、《通玄真經》、《虛真經》、《洞虛真經》。兩經崇玄學各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100人。

第四，優禮道徒。開元九年遣使迎茅山道士司馬承禎入京，親受道教法籙，以道士為師。開元二十五年，以道士女冠為宗親，屬籍宗正寺。以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兼知史館事。天寶年間召道士吳筠入京，敕待詔翰林。第五，尊崇《道德經》，編集道藏。玄宗親自為《道德經》作注，把它列為諸經之首，頒布天下，令士庶皆習，用老子之道修身治國。

外丹道向內丹道的過渡

隋唐時期在帝王與貴族倡導下，黃白之術頗盛。燒金煉丹，以求長生，在統治者為的是做富貴神仙，在道士為的是實現信仰、證成真道，也有人借此換得尊榮，騙取錢財。在前代累積的基礎上，外丹黃白之術至隋唐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道教的文化功能

在李唐時代，道教為李唐室提供巨大的精神支柱和教化全國的思想手段，直接服務鞏固大唐帝國的政權。道教在此前此後都受到執政者扶植，但都未如李唐把道教直接作為皇室之宗教，使之與皇權緊密結合，皇親國戚、大臣文士紛紛崇道入道，道書進入科舉必修科目，乃至武宗時道教幾成國教，老子地位崇高無上，宮觀寺廟遍及全國。

這一情勢帶有兩重效果：用宗教加強了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和愚弄，這是消極的；同時也用宗教加強了社會的穩定，而這一穩定發生在盛唐時具有積極意義。其一，道教的虛妄成分危害社會進步和人們的身心健康。宮觀的建造、神像的塑立，以及煉製金丹的花費,都消耗了大量的社會物質財富，加重了勞動人民的負擔。許多有才能的人休將寶貴光陰白白浪費在對永遠達不到的成仙目標的追求

上，詩人李白、白居易都曾親試過飛丹合葯。其二，從積極方面說，道教無形中

推動了中國的醫藥學、化學、冶煉術、體育、哲學和文學藝術的發展，推動了多元文化之間的融合，使道教文化成為盛唐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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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葯學上，孫思邈是道士兼酒學家，其《千金方》集唐以前醫學之大成，凡臟腑之論、針艾之法、證之辨、食治之宜、婦嬰之疾、七竅之痾、五石之毒、備急之方、以及導引、按摩等生之術，莫不畢精，成為中醫之經典著作，他煉制的“太一神精丹”，主治“客忤霍亂，腹痛脹滿，尸疰惡風，癲狂鬼語，蠱毒妖魅，溫虐”。在葯物學方面，唐代將陶景弘所注《神農本草經》先增為7卷，以後陸續增為53卷，世稱“唐新本草》。道士孟詵亦撰《食療本草》，推動了葯學的發展。

在化學上，外丹道所追求的不死之丹雖不能成功，但煉丹術的發達卻極大地推動了有唐一代的古化學學科的發展，積累了關於汞、鉛、砷、等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知識，其中尤其是對硫與汞的分解、化合以及汞的提純，有精確的知識與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此外，《真元妙道要略》一書載了有關制造火葯的最明確記錄，云：“有以硫磺、雄黃合硝石並密燒之，焰起，燒手面及燼屋舍者。”

火葯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金屬冶煉上，煉丹有用水法反應者，但此時主要用火法反應，即蒸餾、升華、化合、伏火等法，在密封容器中，以高溫促成若干金屬溶解形成合金。所成葯金葯銀，大都為非真金銀的金屬化合物或混合物。所謂“點鐵成金”、“點銅成金”，怕是制造銅或鐵合金的方法。水法煉銅在唐代已有小規模制作，至宋形成規模作坊。

在體育上，鍾呂內丹道興起，注意煉氣煉形，並與煉神結合，形成一套系統精密的內養功法。其中有宗教神秘的成分，但也包含著後世稱為氣功的合理內容，確實有利於去病健身。在煉氣煉神的過程中，人的潛能被調動，發生種種特異功能，從而顯示了人體的深層奧妙。內丹道對人體生理學有著特殊的貢獻。由於煉丹得法，許多道士成為長壽之人，孟詵卒年93歲，道士葉法善享年107歲。

在哲學上，唐代清修無為派道士多為哲學家，對道家哲學有推動深化之功，其論著成為唐代哲學的組成部分。他們都力主三教融合並身體力行之，對於三教合流思潮的發展有推波助瀾之勞。其授佛入道，主要在心性煉養方面，即將佛性說與道性說加以糅合，這不僅是當時哲學發展的新趨勢，也為此後宋明理學的形成開辟了途徑。內丹道以陰陽五行觀察人體生理，以天人合一論作為內煉的依據，反過來弓又用內丹的實踐豐富了天人一體的理論，加深了人們關於自然與人有內在聯繫的認識。

在文學藝術上，道教仙話既形成民間故事，又形成傳奇文學。唐與五代道士鍾离權、呂洞賓、張果等人逐步被藝術化，至宋代形成“八仙”的傳說，圍繞八仙又產生諸多文藝作品。從“志怪”到“神魔”的大量作品，都表現了道教意識，如《游仙窟》、《枕中記》、《南柯太守》、《柳毅傳》等，皆為名作，後

世演變為戲曲。道教關於仙境和仙人的描述，極大地淚發了人們的想像力，無拘無束地發柯思怪想，把浪漫主義的創風格昇華到一個新的境地，孕育出一批文藝大家和一流文藝作品。唐代詩詞多神仙事跡，或借重神仙作藝構思。大詩人李白相信道教，仙人求不得，便醉中成仙，其詩意境高雅，美妙絕倫，被稱為詩仙。繪畫方面，唐代閻立本的《十二真君像》、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圖》、《八十七神仙卷》，張素卿的《龍虎圖》，以及五化阮郜的《閬苑女仙圖》等，在繪畫史上都有很高地位。其他道教建築、雕塑、等皆多有成就，音樂則有玄宗時道士司馬承禎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刖《大羅天曲》，及賀知章制《紫清上聖道曲》皆清雅不俗。

五代十國 的皇帝亦有多人崇道。後晉高祖信奉道釋，周世宗崇道排佛，並召華山道士陳摶問飛升黃白之術。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南唐李閞好神仙方術，服用道士神丹而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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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宋代道教繼唐之後，形成道教史上一個相當活躍的發展的時期。從道教自身來說，內丹學經過陳摶和張伯端，更加深化和系統，道教哲學趨於成孰，道教教派分化繁衍，出現不少新教派。從社會對道教的態度來說，北宋國力羸弱，版圖縮少，南宋更偏安江南，外有異族強敵，內有農民起義。因此統治者大力提倡道教，以固皇權，以定民心，以攝異邦；民眾亦需要帶有華夏正宗色彩的道教的撫慰，以安定身心，固而道教得到很大的發展，地位日趨提高。金代新道教的出現在道教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

宋太祖曾召見道士蘇澄隱，賞賜甚厚。宋太宗亦好道，太平興國中兩次接見華山道士陳摶，待之甚厚。

北宋皇帝之尊道教，以真宗及徽為最盛。真宗與契丹訂立了屈辱的澶淵之盟，又要挽回面子，穩定政權。王欽若建議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封禪當有天瑞，天瑞可以人力為之。於是以神道設教為理由，與王旦串通一氣，制造了天書符瑞、天神下臨等神跡，將傳統的天神崇拜與道教信仰相結合，形成了與眾不同的特殊的宮庭宗教，

南宋諸帝對道教只有一般性地支持，其中理宗稍重道教。他曾於嘉熙三年(1239年)召見正一道士35代天師張可大，命其提舉三山(龍虎山、茅山、閣昆山)符籙，賜號“觀妙先生”，又使正一道成為南方諸道派之首領。理宗又推荐道書《太上感應篇》，親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字，由名儒真德秀代序與跋，宰相鄭清之作贊文，由太乙宮道士胡瑩微負責刊印，於是此書得到了廣泛流傳，使該書所宣揚的宗法性道德以宗教的方式普及到民間，同時也加速了儒道之間的融合。

內丹學理論的系統化

對宋朝人丹學貢獻最大的道教學者，一是宋初陳摶，一是稍後的張伯端，後者成為全真道南未的始祖。他們的內丹學和道教哲學，皆源於唐末五代的鍾呂之學，將內丹與禪學相結合，不干勢利，高尚道德以勵世風，為世人所景仰。

陳摶(871 -989)，字圖南，亳州真源人，通經史百家之言。陳摶認為當朝為君為官者只能以治國為務，不可能靜默煉養，故不與談內丹之學，更不願誘以金籙登仙之事，僅以治國常經相勸而已。

陳摶扶搖子，好《易》，著《指玄篇》等論內丹，而影響最大者當是《無極圖》和《先天圖》。《無極圖》來自《周易參同契》，糅和了《易》理、《老子》，故而有較濃厚重的哲學色彩，從丹法上說是先性後命。陳摶還吸收佛教禪法，教人以觀心之道，立五種空義，其“真空義”為：“知色不色，知空不空，於是真空一變而生真道，真道一變而生真神，真神一變而物無不備矣，是為神仙者也”。這是一種佛道結合的內丹哲學。陳摶被世人目為神仙，道教徒稱他為“陳摶老祖”，頗受後代敬慕，華山因此而增輝，陳摶之後有張無夢、劉海蟾、種放。

張伯端(987-1082)，天台人，生當北宋時期。張伯端於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及改名用誠，修煉功成，作《悟真篇》，為道教內丹學經典之作。《悟真篇》以《陰符經》、《道德經》為祖經，吸取“三才相盜”和“虛心實腹”的觀念，融攝儒學與禪學，形成獨具特色的先命後性的丹道理論。《悟真篇》高唱“三教歸一”外，亦以天人合一的原理為依據，提出逆煉歸元的煉養方法，以體中真陰真陽為“真鉛汞”，通過採葯、封固、火候、沐浴等步驟、達到金丹煉成、與道合一、超出生死的目的，其詩云：“一粒靈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張伯端生前未立教團，身後始形成金丹南宗一派。

符籙派道教的新變化

道教符籙派以符水治病、祈福禳災為職事，漢末以來，一直盛行不衰。雖然時時顯示出種種荒誕和糜費，卻又以其實用性得到統治者的歡迎和民間的信奉。宋朝的符籙道教，繼承以往正一、上清、靈寶三大教派，也出現了神霄、清微、淨明等新教派，其新時期的特點是：融冶佛儒，吸收內丹，興起各種“雷法”。

正一道自北宋真宗朝見重於世，24代天師張可大，代天師都得宋廷“先生”賜號，張可大提舉三山符籙，成為南方道教首領。第30代天師張繼先，蒙徽宗多次召見和賞賜，他本人博學能文，以“本來真性”為成先之本，要教徒通過“休歇”來達到解脫，形成符籙派的道教哲學。又學神霄雷法，認為“雷乃先天 化成”，“靈光一點便為靈”，可通天、感神、役使鬼神。雷法之所以能求雨祈,晴是因為陰交感，感動鬼神，發而為風雨雷電。張之後，正一道士笮用光，以行五雷法禱雨而聞名。

上清派以茅山為據點，在宋朝其宗師受賜朝廷。第23代宗師朱自英(976 -1029)曾為真宗求嗣，賜“國師”號。第25代宗師劉混康(1037 -1108)受寵於哲宗徽宗兩朝。

靈寶派長於齋醮祭煉，多活動於民間。北宋時，分化出“東華派”，其代表人物寧全真(1101 -1181)常主南宋朝廷醮祭事，封“贊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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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直接影響了宋代理學

道教內丹的成熟，從一個重要側面深化了傳統的天人之學，揭示了人體小宇宙與生態大宇宙之間若干在內的聯繫，不僅從理論思維上啟發了宋代的理學，而且直接影響了北宋理學的形成。宋理學的前驅周敦頤和邵雍，都與道教內丹有極深的淵源。

周敦頤作《太極圖說》，從無極講起，謂：“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道家的宇宙生成說就與《易傳》的宇宙論相結合，成為最普及的傳統宇宙之學，周敦頤又認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鵡”，主靜之說亦源於道教。

邵雍的先天象數之學，其框架來自道教的《先天圖》，其用途是著重標誌六十四卦間的相生相接關係，用以說明一年四季的變化，同時亦標示極陰陽之變化，用以說明天地萬物的演變歷史。他區別“先天”、“後天”，深化了形上形下的哲學範疇，對於理學的正式形成有推進作用。

此外，蘇軾對內丹學頗有研究，說過“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東坡雜記》)的話。朱熹一生嚮往內丹之學，著《周易參同契考異》)，認為其書深奧，“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理學家皆有靜修的功夫，未始不與內丹學的薰陶有關。

元朝

丘處機與龍門派門徒

全真道興於金，而盛於元。自王死後，七大弟子弘揚全真教義，馬鈺創遇仙派，劉處玄創隨山派，丘處機創龍門派，譚處端創南無派，王處一創崳山派，孫不二創清靜派，郝大通創華山派。其中以丘處機及其創立的門派對全真道發展的貢獻最為突出，在後來影響最中大。

丘處機是全真七真最負盛名的高道。金南遷後，全真道在社會上已成為一支強大的宗教勢力，成為蒙古、金、南宋三朝爭取的重要對象。1219年，金朝與南宋先後派人去山東棲霞召丘處機，丘皆未應詔。同年，遠在西征軍中的成吉思汗聞其名，派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專程邀丘處機朝覲。丘預見到蒙古必興，進言成吉思汗可借其力以推行全真教義，早日息兵偃戈，去戰亂殺戮之禍，便慨然應諾，丘以73歲高齡之身，於次年皆弟子趙道堅、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等18人北上。

丘處機的思想基本上繼承王重陽和馬鈺而來，又有進一步的發揮。他力主三教合一，有詩云“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磻溪集》卷一)。他倣效佛教“眾生皆有佛性”之說，宣揚有情皆有道性，云：“凡有七竅者，皆可成真”，“畜生餓鬼，皆堪成佛”(《長春祖師語錄》)。他用超生說代替長生說，云：“吾宗所以不言長生者，非不長生，超之也”(《長春師祖語錄》)，而超生在於修性，故云：“吾宗唯貴見性，水火配合其次也”。又說其丹功是“三分命術，七分性學”(《長春師祖語錄》)，其先性後命主張十分鮮明。性功在於清心寡欲，“去聲也，以靜為娛；摒滋味，以恬淡為美”(《玄風慶會錄》)，修道者應出家，斷除一切塵緣，“一念無生即自由，心頭無物即仙佛”。

丘處機80歲(1227年)卒，葬於長春宮處順堂，即今北京白雲觀。丘處機曾在龍門山(今寶市東南)隱居潛修七年，故其派稱龍門派。丘在世之日，元太祖命丘掌管天下道教，詔免道院和道人的一切賦稅差役，並先後在燕京建立“平等”、“長春”、“靈寶”等八會，於各地大建宮觀，一時道人雲集，教門大興。丘處機對弟子說：“千年以來，道門開辟，未有如今日之盛！(《北游語錄》卷一)！元宋子真《通真觀碑》說，當時人們對全真道，“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萬，雖十族之鄉，百家之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而通都大邑哉”！元遺山《修武清真觀記》謂丘處機雪山之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其教發展勢頭如火如荼。

丘處機死後，全真道歷任掌尹志平、李志常、張志敬、王志坦、祈志誠、孫德彧等，皆得元室所賜真人號，多出任玄教大宗師，其貴盛遠在太一教和真大道教之上。

全真道興於北方，在元朝傳入江南，以武當山為活動中心。以前張伯端一系內丹派後學，此時紛紛合流於全真道門下，而成為全真南宗。其中著名學者李道純是傑出的內丹大家，著有《全真集玄秘要》、《中和集》。李道純力主三教歸一，其《中和集》說：“禪宗、理學與全真，教立三門接後人”，“會得萬殊歸一致，熙台內外總登春”，其《三天易髓》明言“引儒釋之理證道，使學者知三教本一”。他認為儒家的太極、佛教的圓覺、道教的金丹，是名三而實一，修道皆尚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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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焚道

元朝有焚道經之舉。佛教在歷史上常有摩擦，在元朝雖皆受尊崇，而以佛教尤其密宗最受寵信。道教徒宣揚老子化胡，以示道在佛先；又道家常侵佔已荒蕪之佛寺，引起利益上的矛盾。佛教更受朝廷器重，故佛道之爭，常以佛勝道敗為結局。

元憲宗八年(1258年)，全真由張志敬掌，佛教以福格為首，佛徒指責全真道徒偽造《老子八十一化圖》，僧道各集17人辯論，結果道士失敗，憲宗勒令

道士落髮，恢復侵寺200餘所，將《老子化胡》等所謂偽經及雕版盡行焚燬。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詔諭祁志誠焚燬《道藏》偽妄經文及雕版。至元十八年聽說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關西等處道藏經版尚存，命僧祿司教禪諸僧及文臣詣長春宮，偕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祈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等考證真偽。接著百官集憫忠寺，盡焚《道藏》偽經雜誌，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予以保留。又於至元二十一年詔相哥諭翰林院撰《焚燬偽道藏經碑》記兩次焚經始末，頒布諸路刻石。兩次焚經雖使道教受到打擊，但全真道及其道領仍繼續得到朝廷扶植利用。

凈明道 -- 儒道合一的新道派

江南流行的凈明道，是儒道結合典型。凈明道奉祀許遜，其信仰可以上溯到唐代以前。許遜是西晉道士，據說他得道於吳猛，提倡孝道，在豫章一帶傳道30餘年，形成教團。唐高宗時，道士胡惠超、張蘊、郭璞被稱為凈明道三師。

元初有南昌西山隱居儒士劉玉

明朝

明代皇帝多愛好方術，寵信道士，此風始自朱元璋。朱元璋親近的道士有周顛、張中、張正常、劉淵然等。周顛有異狀異行、能預言，常隨太祖同行，洪武中，太祖親撰《周顛仙傳》，紀其事。朱元璋與陳友諒鄱陽湖大戰，張中曾為元璋軍祭風，並預言勝事，深受器重。張正常為正一道42世天師，太祖召入朝，去其天師號，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洪武五年，敕令永掌天下道教事。其子張宇初，洪武十三年授大真人，領道教事，洪武十六年奉敕建玉籙大齋於南京紫金山，十八年奉詔祈雨，二十三年奉敕重建龍虎山大上清宮。劉淵然幼為祥符宮道士，善雷法。洪武二十六年，太祖召至，賜號高道，館朝天宮。

明太祖親近道士，對正一道士尤有好感，曾在御制序文中說：“禪與全真，務以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已；教與正一，專以超脫，特為孝子慈親之設，益人倫，厚風俗，其功大矣哉。”可佑明太祖崇信正一道，是看到它可以在社會政治與倫常生活中起維護秩序的作用。於是敕禮部會僧道定擬釋道科儀格式，使之遵守。洪武十五年，太祖又親制道教科儀樂章。

明成祖永樂大體繼承了太祖愛好宗教的政策。43代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建立時犯法奪印誥，成祖即位後予以恢復。永樂八年宇初卒，弟宇清嗣位。永樂初，張宇初命正一道士孫碧雲為武當山南岩宮住持，永樂十一年敕授孫碧雲道籙司右正一，形成武當山本山派，奉祀玄帝為主。永樂大帝最推崇真武神，醉心於有活神仙之稱的武當全真道士張三豐，形成他自己的獨具特色的道教信仰。

真武本於“玄武”，最初是北方七宿的星辰神，它與四靈崇拜相結合，變成龜蛇之神，至宋代被人化為人格神，宋真宗封之為“真武靈應真君”，為避趙玄朗“聖祖”之諱，改“玄”為“真”，宋欽宗加封為“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

君”。元世祖於大都建大昭應宮以祀真武，元成宗加封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成為北方最高的神。成祖朱棣在發動“靖難之變”中，宣揚真武顯靈，稱帝後加封真武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下令大修該神之祀地武當山，賜名大岳太和山。前後督夫30萬、歷時7年、建成擁有8宮2觀、36庵堂、72岩廟、39橋、12亭的龐大道教建築群，使武當山成為聞名遐邇的道教勝地。

明代諸帝中，奉道最虔、為時最久者是明世宗。世宗即位之初尚勵精圖治，冷淡齋醮。中年以後專信道教，希求長生，日事齋醮，不理朝政，老而彌篤。世宗最初崇信龍虎山上清宮正一道士邵元節，嘉靖三年征其入京，五年封為真人，九年以後步步高陞，敕建真人府於城西，以其孫啟南為太常丞，曾孫時雍為太常博士，嘉靖十五年又封為禮部尚書賜一品服。世宗又封自己父親為上道號仁化大帝，其母為妙化元君，自號靈霄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又加號為帝君，把自己一家打扮成神仙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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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當道教的興起與內丹煉養術的發達

明代道教仍以北方全真，南方正一為兩大主要教派，但全真道隱微，正一道顯貴，正一道在元代，它的天師僅限於統領江南諸路道教。從明洪武初年起，正一道天師即掌全國道教事，其地位超出全真道而為主導。其42代天師張正常於明初兩度入朝覲，被授正一嗣教真人，永掌天下道教事，直到明末第51代張顯庸，代代皆襲封大真人，掌管全國道教事務。世宗朝，由於正一士邵元節顯貴一時，正一道的地位也達到高峰。但正一道也因此而受到腐蝕，不法犯罪者時有發生，除張宇初、趙宜真外，不復有高道名世。張宇初撰《道門十規》，系統闡述道教教義《道門十規》，系統地闡述道教教義與教制，頗有重新整頓正一的意願。他的道教思想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符籙齋醮，更多地吸收了全真的性命雙修之學與嚴格的教規教風，表現了道教內部各派互融趨同的潮流，同時又融會儒道，給道教輸入更多的外部營養。由於道家的學術聲威較高，張宇初便強調道教以老子?宗源，《道門十規》說，道教“雖有道經師三寶之分，而始自太上授道德五千言于關令尹”，認?教內煉之術皆淵自老莊，而後世方術與祈祓禬之本，流連而忘返，奔競於聲利，遂被世人目為異端。

張宇初看到明初正一道戒律鬆弛、道風頹墮，主張吸收全真的教戒，提倡艱苦儉樸之風，以達到振宗興教的目的。他認為修道之士應以戒行為先，遠離塵俗，草衣木食，以真功苦行磨勵身心，宮觀要加強管理，住持以精嚴戒行而服為，不得結交權貴、干預公事、私蓄俗眷。

趙宜真為元明聞名道士，上承全真、清微二派之傳，又曾從曾真人受凈明忠孝道法，被凈明學者尊為第五代嗣師。他以符籙祈禳聞名於世，在元明遊至龍虎山，受到正一天師的禮遇，正一道士多有師事者，晚年定居於江西雩都紫陽觀。在趙宜真身上，體現著全真、清微與凈明合一，他的丹法略與全真北派相同，以“自性法身”為本，以“攝情歸性”、“攝性還元”為進修之要，以“粉碎虛空”為最高境界，主張先性後命。

明代全真道士多隱遁潛修，如無垢子何道全(1319 _1399)、混然子王道淵事，而最?世所仰慕的全真高道，首推張三豐。張三豐師事火龍真人，火龍真人師事麻衣先生李和，李和師事陳摶，陳摶以上或為虛擬。張三豐一系屬於明初新興之全真支派。張三豐的著作有《金丹直指》、《金丹秘訣》等，清代道光年間編成《張三豐先生全書》。

明代全真道的理論皆以三教歸一為時代特色，以性命雙修?宗旨；有的偏重修性，有的偏重修命；有的強調自身清修，有的強調男女合修。張三豐一系主從築基煉已入手，屬修性的“玉液還丹”。《三豐全書‧大道歌》說：“未煉還丹先煉性，未修大藥且修心，心定自然丹信至，性清然後藥材生”，“內藥養性，外藥立命，性命雙修，方合神仙之道”。由修心煉性而達精氣化神，由有為而達無為，率此天性以復其天命，即可得道。

張三豐身後，形成《自然派》、《隱派》等新道派。丘玄清為武當道士，曾師事張三豐，得朝廷賞識，封為太常卿，為全真道士中最榮貴者。全真正宗自元以來分為七派，其中以龍門派勢力最大，明代該派出現特重戒律的龍門律宗，以丘處機門下趙道堅?龍門第一代律師，張德純為第二代，陳通微?第三代，明初周玄樸為第四代。第五代律師分兩支，一支張靜定，傳于趙真嵩為第六代，趙傳法于王常月(1522 _1680)，?龍門第七代律師。王常月於明末傳戒法于伍守陽(1565 _1644)，?龍門第八代律師。周玄朴門下另一支沈靜圖，傳于衛真定，衛傳沈常敬，為龍門第七代律師。另有嶗山道士孫玄清(1517 _1569)，本為龍明第四代，自立金山派，又稱嶗山派。萬曆間，揚州儒生陸西星(1520 _1601)創全真東派。

道教對民間的影響

明代道教內丹煉養術的具體化和通俗化，為它擴散到民間創造了有利條件。,王陽明曾煉內目數十年，雖否認它有長命之效，但肯定它的積極作用，《傳習錄》謂：“只是一件，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林兆恩主三教合一，自稱師法張三豐，採內丹性命雙修之術。李時珍《本草綱目》肯定任督二脈乃道家從靜定功夫中得來，還丹內煉成為醫療術之一。在武術上，拳勇之技，少林為外家，武當為內家。道教文化的擴散，加強了民間多神崇拜的風氣。一方面道教不斷從民間信仰中收編新的神靈，另一方面又將自己的神仙信仰推廣到民間去，使得諸如關帝、玄帝、文昌帝、呂祖、城隍、王靈官、三官、真武等廟宇遍於城鄉各地，海神媽祖、東岳神、土地神以及龍王、送子娘娘等神廟更是所在多有。另外，在道教影響下，扶乩與勸善書盛行。道教觀念也大量滲入小說、戲曲、鼓詞等通俗文學中去，小說《西遊記》、《水滸傳》、《封神演義》等，充滿了關於佛教菩薩、道教神仙道術的描寫，同時也宣揚和擴散了宗教神鬼思想與宿命論、因果報應等觀點。

道教的擴散，作為一種文化，包含著許多健康合理的成分，如氣功、拳術、繪畫、雕塑、富有想像力的藝術精神等，但也帶來許多消極的影響，如迷信、認命、浪費、影響生產與科學的發展等。

史艷文2

清代

清代前期的道教雖仍有很多信徒，但其境況已大不如明代。除了由於道教在理論上缺乏更新和創造的生機，也由於清政府對道教態度較冷淡，視之為漢人的宗教，在保護的同時亦略有歧視有關。

正一道走向衰落

清政府最熱心提倡的是儒學和藏傳佛教，對於正一道，清代諸帝皆無崇信者，亦不如明代諸帝那樣熱衷於齋醮祈禳，因而使正一道的原有社會地位有所下降。清初，順治皇帝曉諭龍虎山正一道天師世家，表示不廢正一清靜之教，命在世天師襲職掌理道籙，統率族屬，不得犯法生事，給一品印，但不得干預教外諸事，52代天師張應京授正一嗣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53代天師張洪任襲封，並敕免本戶及上清宮各色徭役。康熙時，54代天師張繼宗授正一嗣教大真人，並授光祿大夫品級。雍正帝較重道教，認為道教不悖儒家存心養氣之旨，沿用康熙舊例敕封第55代干師張錫麟，賜銀修龍虎山太上清宮購置香火田數千畝。又召白雲觀道士賈士芳治病，召正一道士婁近垣驅邪。

乾隆皇帝開始貶抑道教：五年(1740年)規定嗣後正一真人不許入朝臣班行；十七年降一真人為正五品秩；三十一年升第57代干師張存義正三品，後又授通議大夫，不過是略施懷柔而已，張天的地位與聲譽已趨於低微，不復顯赫了。

清代各代天師無仙學道術造詣高深者，惟龍虎山正一法官婁近垣能以其學顯於世。婁近垣屬符籙派道士，整理和重刻《黃籙科儀》，集清初道教醮科儀、牒文、符籙之大成。他又倡佛仙聖三教同道一心之說，認為至道之體無定位，得道之人“無心於物，故心心皆佛心；無心於道，故處處是道體”(《闡真篇》)，此乃道、禪融合的思想；他主張從無住無心之性功入手，繼而煉化精氣，以修命功，最後達到“易彼幻形，成其真體；出此真體，轉彼幻形”，逍遙於世外和世間的目的。其時正一道與全真道雖各自保持教派之名義，而在教義教理上多已互相融合，差別越來越小，特別是明清兩代的內丹學，已成為道教各派共習同倡的修煉理論和方法。

第60代天師張培源，咸豐九年(1859年)督辦團練以對抗太平軍，同年十月卒。1904年誥贈“光祿大夫”。第62代天師張元旭於光緒二十九年嗣教，以符籙教信徒，以職牒傳道士，受度者眾。

民國初年，江西都督府於1912年取消前清給予天師之封號，沒收其田產，1914年，張元旭通過長江巡閱使張勛，請於總統袁世凱，乃復其封號，發還田產，重頒正一真人之印，袁政府更賜以三等嘉禾章，及“道契崆峒”匾額。1919

年，張元旭被推為“萬國道德會”名譽會長。1920年，又被推為“五教會道教會”會長。1924年卒於上海。

據有關資記載，天師府全盛時期，田地遍及12個縣，僅貴溪縣就有田庄12處，佔地2,283畝，此外還有大規模的山林。天師府規模宏大，佔地2.4萬多平方米，內建築面積達1.1萬多平方米。但乾隆以後，天師地位日益下降，晚清朝

廷不再賜予土地山林，原有地產亦漸漸喪失，天師府和上清再未修葺。

據《清朝野史大觀》卷一《貶斥道教之歷史》稱，清末“張氏(張陵)子孫乃猶有僭用極品儀制，輿眾舄奕，聲氣招搖，游歷江浙閩粵諸省，沿途以符籙博金錢，並勒索地方有司供張饋贈”，這就更加損害了天師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

道書的整理和著述

清康熙年間，彭定求選取《正統道藏》中200多種道書，編成《道藏輯要》，按二十八宿字號，分成28集，共200餘冊，道教的重要經典，歷代師祖、真人著作，重要科儀戒律及碑傳譜記，皆有收錄，是《道藏》的節本，更易於流行和使用。清嘉慶年間，蔣元庭編《道藏輯要目錄》。

道教與民間信仰、文學藝術、學術思想

清代的道教文化也像明代一樣，繼續向民間擴散，進一步加強了民間多神崇拜的風氣；勸善書更加廣為流行；民間宗教有更多的新教門攝取道教營養、民間文學和文人文學在指導思想、藝術構思和故事情節上多表現出儒、佛、道三教合流的傾向，道教人物，道教故事、道教丹術法術、道教理想，常成為文學創作的專門題材。

道教是很典型的多神教，它的神仙譜系龐雜多端。一方面它不斷地造神，把其中許多神傳布到社會上，逐漸成為民間信仰中的神，如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呂祖、真武大帝等；另一方面它又不斷地在民間吸收新神，編入其神仙譜系之中，並為之塑像建廟，對之膜拜，如龍王、土地、泰山神(碧霞元君)、送子娘娘等、其中尤以關帝聖君，為清代官方、民間和道教所特別尊崇。關帝在明代即已取得代了姜太公而成為與“文聖人”孔子並肩的“武聖人”，尊封為大帝或帝君。清代皇帝繼續追封：順治敕封為“忠義神武關帝大帝”；雍正追封關公三(曾、祖、父)公爵，大臣祭祀要行三跪九拜禮；乾隆將“壯繆”原謚更命“神勇”，加號“靈佑”；嘉慶加封“仁勇”；道光加“威顯”;咸豐加“護國”、“保民”，列為宗祀，祭禮如帝王廟儀，又加“精誠綏靖”封號，御書“萬世人極”額；同治加號“翊贊”;光緒加號“宣德”。於是關帝的封號長達26字，成為官方宗教中的顯神，京城與直省關帝廟一歲三祭。在民間，關帝被認為具有司命祿、佑科舉，治病去災、巡察冥司等多種功能，是一位義氣千秋、正氣無私的大神。

清代關帝廟幾及全國各地，連西藏和內蒙也都有他的廟，關帝被漢地佛教奉為護法神，被藏傳佛教奉為八部神之一，在寺院為之立殿或加塑神像，如北京雍

和宮有關帝殿，杭州靈隱寺有關帝神像。據《京城乾隆地圖》載，當時北京城內關帝廟有116座，為京城廟宇之冠。

明清兩代，作為道教道德信條通俗化形態的各種勸善書在民間廣為流行，成為儒家倫理的重要補充和民間風俗淳化的重要手段。

從教外來看，道教思想也影響到儒家學者。

龔自珍是清代前後轉換時刻的大思想家，是開近代學術新風氣的人物，他信仰儒佛而不信道教，但他那首有名的《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暗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卻是一首道教齋醮用的禱詞。其自注云：“過鎮江，見賽玉皇及風神、雷神者，禱詞萬數，道士乞撰《青詞》”，可見龔自珍的名詩是從迎神賽會上獲得靈感而創作的。

近代四川著名經學家廖平，生於1852年(咸豐二年)，卒於1932年。廖平兼通今古文經學，他的經學思想先後經過次六次變化。前三變皆講今古之學，後三變皆講天人之學。他認為孔子所作的六經，有“人學”與“天學”兩部分，人學只明六合之內，天學則言六合之外，聖人之外，尚有進境，即神人，真人之境界，這是廖平的經學四變，佛道教從此引入其中。他說：“若再加數千人，精進改良，各科學繼以倡明，所謂長壽服氣，不衣不食，其進步固可按程而計也”(《四變記》摘本。他在《釋典》條下云：“將來世界進化，歸於眾生皆佛，人人辟谷飛身，無思無慮，近人倫之詳矣。特未知佛即出道，為化胡之先驅，所言即為將來實有之事，為天學之結果。一人為之則為怪，舉世能之則為恒”。廖平所理想的人格，實為佛仙兼於一身者，因此“釋道之學，亦為經學博士之大宗矣”(《經學四變記》自)。廖平的經學五變，漸拾佛典而愈重《易經》，以《易經》說詩，認為《詩》乃神游學，《易》為形游學。經學六變進一步講述《詩》、《易》天學，闡發五運、六氣、小大天地的天人合發之學。廖平晚年，已經把仙學放在儒學之上，把神仙視為人類最高境地，足證他受道教影響之深。

康有為(1858 -1927)是清末改良派政治家和思想家，戊戌維新運動發起者和組織者，又是經學大家，復興今文經學的代表。他的思想多受廖平啟發，認為“大同之世，惟神仙與佛學二者大行”，他進而論述道：“蓋大同者，世間法之極，而仙學者，長生不死，尤世間法之極也；佛學者，不生不滅，不離乎世而出乎世間，尤出乎大同之外也。至是則去乎人境而入乎仙佛之境，於是仙佛之學方始矣”(《大同書》)。他的理想國演進的程序是：大同太平→仙學佛學→天游之學。由此可知，康有為理想大同世界，是儒佛道三教結合的產物，道教理想是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道教文化對世俗文學的深廣滲透可從《聊齋誌異》、《紅樓夢》、《老殘遊記》等著作中略見一斑。道教思想的流傳，是同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全面擴散聯繫在一起，通過這些通俗文學作品的流傳，改編為戲曲、評彈、繪畫，使得包括道教在內的三教思想進入了民眾頭腦中，接受其影響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它的教徒差不多致全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