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j醉虎

雖然國大黨從1955年起也推出了“限制土地最高限額制度”、“減租保佃”，“地主土地贖買”等多種旨在消除土地過度集中現象的政策，但是由於政黨動員能力低下、官僚體制執行力欠缺、政體效率過低、利益集團橫行等原因，印度版的土地改革始終沒有真正貫徹落實。雖然壹些舊時代的弊政如柴明達爾包稅制、多層轉租被廢除，但是印度土地依舊集中於地主手中。根據《印度國情與綜合國力》所載，直到1990年無地少地農民占比仍然高達75%，而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中多達40%是無地農民。

wxj醉虎

“綠色革命”以後，無地農業勞動力供給暴增，因此市場話語權向握有土地的地主嚴重傾斜，原本就處於弱勢地位的佃農、雇農的權益更加無法保障。大部分印度農民壹旦斷絕租佃關系離開農村，就意味著徹底打破與土地的聯系。畢竟，他們對原本耕種的土地並無所有權和決定權，因此也不可能自由遷徒。可以說正是“土地私有制+農地租佃”的特點使得印度農村缺乏彈性，失去了調節城鄉人口流動的社會功能。

wxj醉虎

在農村無立錐之地，徘徊在饑荒邊緣的農民，流入城市後只能靠極低工資，在貧民窟的夾縫之中求得生存，因此貧民窟就成了承載他們生活重擔的唯壹依靠。這種“退無可退，背水壹戰”的處境使得貧民窟不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上升為壹個關系到印度國家價值觀問題的深刻命題。因此，面對生活困苦、走投無路的貧民窟居民，印度從“憲法人權”的角度出發，采取了壹系列法律和政治措施，旨在緩和貧民窟造成的社會對立和政治動蕩。其中最著名的判例莫過於奧爾加·泰利斯訴孟買市政當局（Olga Tellis v. 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壹案。

wxj醉虎

根據《孟買市政法（the 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 Act）》，貧民窟居民非法占據了城市公園、人行道、行車道，嚴重影響城市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應該予以驅逐和清除。1985年，成千上萬“非法占地”的貧民窟居民集體向孟買地方高級法院提起公益訴訟（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要求保障他們的居住權，即貧民窟在沒有獲得賠償的前提下不能被驅趕、強拆。這些居民聲稱貧民窟不僅是棲身之所，也是他們維持生計的經濟來源，拆除貧民窟意味著徹底毀滅，他們無路可退。

wxj醉虎

經過艱苦鬥爭和反復審議，這個案件最終被提交到印度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援引印度憲法第二十壹條“生存權（right to life）”來支持了貧民窟居民的立場：因為貧民窟維系著居民們的生存，他們無路可退，所以為了保障他們的權利，他們理應被允許繼續生活在人行道、公園等地方，而如果驅逐他們，則必須提供相應的居所和生活便利。

wxj醉虎

印度貧民窟中的孩子
事實上，最高法院援引“生存權（right to life）”為原本合法的驅逐行動加上前提，事實上就把“居住權（right to shelter）”也納入憲法保護的基本人權之列。這壹點與印度憲法第十九條“保障公民在境內的自由遷徒、定居”結合在壹起，為其他貧民窟居民的維權鬥爭提供了支持。

wxj醉虎

值得註意的是，為了解決貧民窟蔓延的問題，印度多個地方政府采取了特殊政策。在孟買，只要壹塊城市土地被占據的時間超過壹定年限，那麽占據者就有權利向政府提出免費置換宅地的申請，孟買地方政府希望以此逐漸消解貧民窟。這項孟買地方政府於1996年提出的貧民窟整修計劃，事實上確認了貧民窟居民對於占據土地的權利。這些計劃最早提出的控制年限是1995年，既1995年之前形成的貧民窟可以獲得資格加入整修計劃，但是因為執行力極差，不僅大量老貧民窟沒有得到消除，反而出現了很多新貧民窟。

wxj醉虎

因此，政府只能再壹次把控制年限推後到2000年。然而，因為財政資源缺乏、組織建設不力、行政管理混亂，就算按照1995年的標準，也只有4%的合格居民獲得政府免費置換的宅地，大部分人還是處於惡劣的生活環境中。

wxj醉虎

貧民窟居民人口數量眾多、生活水平低下、且普遍對現狀不滿，因此極易淪為本地政客的廉價票倉。為了獲得選舉，這些本地政客常常做出各種承諾，換取貧民窟老百姓的政治支持。雖然本地政客諸如免費水電、贈送家電、清除垃圾的承諾卻遠不能解決貧民窟的根本問題和長遠處境，卻強化和陶冶了貧民窟居民的政治認同和訴求。

wxj醉虎

與爭取“居住權”憲法鬥爭、與市政當局對立、政府的免費置換“誘惑”結合在壹起，生活在臟亂差的貧民窟不再代表羞恥，而是壹種無路可退、絕處逢生以後產生的英雄主義滄桑。可能這也是為什麽，作為金融中心的孟買居然要建造世界第壹座貧民窟博物館—達拉維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 Dharavi），畢竟貧民窟對於印度來說不像壹個令人羞恥的問題，反倒更像針對問題的提出的“精妙”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