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帖子
- 6372
- 精華
- 0
- 威望
- 0
- 魅力
- 0
- 讚好
- 0
- 性別
- 女
|
141#
發表於 2005-12-5 09:42 PM
| 只看該作者
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爭嗚，而法家思想尤盛於齊、三晉及秦，其故安在？又其各派之代表人物與其之主張為何？法家思想對後世政治又有何影響？. M0 }! P+ p M( {# A+ h
+ T/ |- p E8 t! \
法家是一套審察現實，反對守舊學說，是在封建體制崩潰過程中漸次形成。由於貴族政治的衰落，諸侯大大的攘奪，維繫政治、社會架構的「禮」已雖再發揮高度效能，故列國感到要求存，就須有改革，完成一套客觀、有效的行政系統以達到富強以求御下，法家思想體系，由是而日趨完備。- a' p D& w' @. N/ ~
; I$ }* d4 ]& M! E/ z在春秋戰國期間東西各部既通而術融，既混而未一，則各地政治思想的興起，自有相異的傾向。則法家之盛行於齊，三晉及秦，自有其特定的地域環境政治條件及一民俗民風，益隨著所在環境的差異性而表現出各自的特點。' [; k- u, m( K1 M- g& t1 O) n
# D9 Y$ u0 z2 T# a9 C$ C; Y
首就地域而言，與外族的刺激有關：無論齊、晉或秦皆華戎雜居。齊有萊夷等族的環同，晉境內戎狄遍佈，秦居西戎之中，故與外族競爭，必須加強軍事力量統一政令，始能克敵制勝。因此，國家為求完成軍事方面之活動，須嚴君臣上下之分，講求富國強兵，信賞必罰，是為法家思想的淵源，如在西周初年，齊太公即受萊夷之亂，為加強統治，遂施行變法，使齊富強。而且外族民風本質樸強悍，與國民雜居，必須以嚴刑竣法，方足使他們服從命令，驅使他們併力於耕織，安定四部。在此環境下法家思想最為滋長。$ f9 z' T1 y6 |- j% j1 Y. ?) H
: j2 B0 @" t9 y% J: I1 m8 F
次就政治條件而言，此與齊、晉、秦三國變法的需求有關：齊國依山帶海，饒有漁鹽之利，但自西周以來三百多年，常有內亂，政治始終未上軌道，及齊桓公即位，立志富強齊國，加上舊有日貴族的勢力日弱，不足阻撓齊的變法，遂有管子法學思想的出現，主張通貨積財以富國，作內政寄軍令以強兵, 是為法家的開山祖。
4 f% U3 |& n9 G1 ]
8 v( z1 H; w5 j法家思想之盛於三晉，蕭公權「中國思想史」稱「三晉之環境尤適用於法家之萌長」。晉離魯較遠受魯國重視周禮的影響較少。故法家現實思想自易產生，且晉獻公盡誅群公子，及後六卿弱公室又盡滅公族，有助於君權之伸張，由是旨在裁抑貴族，穩固君權之法家思想，於斯人自然較易萌芽滋長。此外，又與晉文公霸晉有很大的關系，據「左傳」的記載：文公為被廬之法，作執秩之官，整軍經武，法家思想由是而大盛，加上晉范宣子鑄刑鼎，早開任法風氣及至戰國，法家思想更大放異彩，因韓、趙、魏爭雄於列國之間，於是趙有慎到，魏有李悝、韓有韓非等法家人物的出現，人才薈萃，法家思想得以綠葉扶疏而大盛，故後世之言法術者之人為最多。& z* d- H- `) W2 d' Y+ s; B) w
+ ]) l+ X4 ?$ d. ~
8 `5 c9 H2 {# \# S( M) t秦法家思想之盛始於商鞅變法，秦孝公即位以前，舊貴族的勢力相當強大，國力日盛。孝公乃銳意圖強，用商鞅變法，奠定秦法治的基礎，故法家大盛於秦，與此有直接而明顯的關係。
2 n( n" M5 N( g6 \1 x! g
4 ?. S- h2 J! c& g5 V2 V再其次，就民俗民風而言，亦促使齊秦法家思的孕育：據「史記」的記載：「齊俗急功利，喜夸詐」，管仲乃順應人情，「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光成其法家的體系。又「淮南子」要略稱「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成之以刑而不可化之以善，可勸之以賞而不可勵之以名，彼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蓄積殷富，孝公以虎狼之勢，四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此明確指出法家學說猶盛於秦之原因。5 O+ x, o' Q% _% `
' s& d* y1 }8 [9 `0 i$ m8 S0 F( K法家思想體系的確立較為後起，但其思想淵源極早，自管仲相齊，倡言權勢威力，以嚴峻之法令構成強力之權力政治，則法家思想代替禮治、德治而盛，是由管仲開其端緒，其後，申不害之重術、商鞅之重法繼之；更以慎到之重勢為之翼贊，至韓非而集法學思想的大成，而完成法家政治哲學思想體系的建立。大致而言，法家學派，可分為東、西兩派，東派起於齊，這派法家思想的著作有管子、晏子，論點著重於經濟，如管仲即主張人君當以政令為手段，謀求人民的根本利益，以重農政策為重心，故工商大利於國有，輔以節用，輸財、濟困諸端，使人民得享充裕的衣食。
- M6 a* ?/ J8 [$ N( G2 R7 ^! W8 J* _8 ]6 z6 C$ p
西派起於三晉，三晉的法家思想著重政治方面，即如何鞏固政府定地位，加強君主權力。至戰國中期可分為三派：
9 p0 Q, v' Y* y" _$ \
3 o/ j3 ?% y& r' o（甲） 重勢派──所謂「勢」，乃君主之地位與由此地位而產生之威嚴權勢，以驅使下因畏主之勢而「不敢為非」，此派，以趙人慎到為代表，而慎到之思想，實介於道、法二家，慎到認為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賢者，則權重而位尊也。堯為平民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是勢位所使然，故主張君主應操至高無上的賞罰威權，使臣下油然生畏懼之心，所謂「天顏咫尺, 不敢仰視」，此派蓋為專制政治之思想，故其宗旨，重在提高君子權威，用以壓倒一切。但是，慎到祇知威勢的作用，忽略賢才對政治良壞亦有很大的作用。故韓非批評之，以為「勢者，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矣」。
( j, s0 O, M* `6 X/ y& I: g. L
0 n/ g8 T9 \ r3 F) M; E9 L7 Q（乙）重術派──所謂「術」是君主駕馭臣下的一種祕訣，權術或妙算。「韓非子是法篇」云：「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主張循名而責實，以密術暗中駕馭群臣，此派以申不害為代表。雖然法家有取於循名而責實之宗旨，但是從「韓非子‧是法篇」的批評：「申不害雖十使韓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則知申不害之術，亦有所不盡也。8 ?$ X2 B$ K, g Z' h5 l
# n9 d p4 B3 w7 `7 h6 a3 m- l, w（丙） 重法派──以商鞅為代表，主張用酷刑重賞來推行政令。所謂「法」，「韓非子‧是法篇」曰：「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此臣之所師也。」可是韓非以為「徙法而無術，國民無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矣」，亦有其流弊。- j) `* I/ E# U6 p) ~3 Q0 Q
) v: z: a, D4 S, t3 l! H! z
唐君毅在「中國哲學原論」，一書中認為慎到言勢、申不害言術、商鞅言法「可稱為法家之學之始」，而又各有其缺點，直至戰國時期，荀卿弟子韓公子韓非子捨短取長，融合法術。勢之理論更標舉賞罰為人君之二柄，完成了系統化的法學理論。
; }; J* }; u$ c! ?) e
) ]9 Q1 B/ H# v) R韓非的思想源自荀卿的性惡說，與老子的無為而治說。利用人性的弱點設嚴刑定重賞以驅使之。同時君主不必恭親細事，一切事皆驅使臣下為之，各盡其能，各安其職，而臻成大治。其政治主張，又可細析之如次：
% Y" E3 A6 W) z- O3 K7 H2 e/ l9 H" V4 P" ~
（甲） 「循名責實」，也就是說韓非以正名實的理論配合實際的政治。+ P: I, z0 x0 `
/ l/ r. x8 n2 C! b
（乙） 韓非強調「刑」、「賞」，而「刑」、「賞」由名實而來，蓋實副具名實者賞，實不副具名者罰。「韓非子‧二柄篇」主張「刑」、「賞」是政府所具的兩個權柄，並認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而賞罰，「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可見韓非認為賞罰對國君治理人民和臣子是極為重要的。賞罰當中，韓非認為「賞莫如厚而信，罰莫如重而必」。故他又在「韓非子‧顯學篇」中明白地否定德治。人主祇要操刑賞之柄，而能信賞必罰，威中令行，然後層層負責，則人主便可無為而治了。5 F- a7 t1 D. J" l- w$ @
+ u K& M" Z* {3 J) E' `
（丙） 主張勢、術、法三者皆帝王之具，不可偏廢，而以法為中心，蓋欲信賞必罰。威申令行的目的就須提高君權，使人主有威勢，有手段才行。勢者，君主的權威；術者，是君主駕馭臣下的手段；法者，著於圖藉告令的賞罰條文。而「術」要深藏於人主的心中，而「法」應顯著令民眾皆知，而「法令」必須明白易知，而且要統一，不僅法的本身要統一，且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也就是說要永遠維持法律的尊嚴，任何人都不能破壞法律，故曰：「法莫如一而固。」君臣之間，韓非認為絕無仁愛信義存在，遂主張君主要用「術」來捶馭臣下，其要點是明察臣下的奸惡，削減私門的權勢。凡為君主的，萬不可對臣下私寵私德，以免給予奸臣培養勢力定良機，故君主應消極的無所信任。不給匠下窺伺逢迎的機會；積極的應一切獨斷於心，不給予臣下弄權竊勢的機會，故韓非子綜合「勢」「術」、「法」而構成一系統的法家思想。! g' C6 k: ^$ r( F2 `
~7 h( s$ h; Q2 J2 z
（丁） 法家既遇講「勢」、「術」、「法」以利害為依歸，以加強人主權力為手段，打破一切成見，而面對現實，所以韓非是「非先王」，認為「世易則事易，事易則備變」，人主施政，「不期循古，不法常可」，須依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來採取適當的政治措施，故他在「韓非子‧五蠹篇」指出「以法為教，先先王之言，以吏為師」這便成為後來李斯主張焚書的來源。
. T( a! C: g' r- _& I$ p. e6 J A ^- O, H
法家思想，從最初循名責實的出發點，經一步步的變化到戰國末葉，漸構成一種講求利害的刻薄寡情的思想體系，對後來歷史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力量。綜合而言，有下列各項：
7 O% N- ]- A4 ?
! L# E; N+ ^6 F/ v7 D（甲） 有助於中央集權體制之完成──法家的政治理想，由於切合時代環境的需要，直接促成貴族封建制度的瓦解與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把中國歷史推向一個嶄新的局面，亦促成了秦國的富強，致始皇能滅六國而統一天下。而始皇的推展中央集權的措施，實亦得力於韓非思想的運用故秦代政治，可說是法家學說的實現。
2 W K7 `5 Q% I4 X& u' f0 Y
# k$ N0 b! \, P（乙） 導致秦之速亡──法家的政治思想，正如班固「漢書‧藝文志」稱：「及刻者為之，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構成一套純功利的刻薄寡情主義。終導致秦因用刑太極而速亡，正如賈誼曰：「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下憎惡如仇讎，禍及己身，子孫滅絕」。（治安策）
6 R( r- A S! X- a8 ]: r4 {! T: i+ h" M
（丙） 奠定漢初黃老治術成效的基礎──漢初的政治風氣，無論對內對外，都以「清靜無為」為原則，不事更張，不求誇張，予民休息，使社會安寧。其實，黃老治術致「民以寧一」的成功，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此法治思想的貢獻也。
. l6 ]- N+ k# x G1 X$ @ }, A/ ^4 o' u
（丁）漢初定制，多具法家內涵──歷史學家余英時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中稱漢初儒家在政治，性格上是一種「儒學的法家化」，見於「歷史與思想」叔孫通定朝儀，雖云：「頗采古禮」，其實，卻是秦廷的那套「尊君卑臣」的禮節，使專制政權由此而成定格，賦予後世君主摧殘士子在政治社會上人格的憑藉。至明清而更臻於極致，是此系統次漸次逼欏而成，此外，蕭何制律，多襲秦制，一應政制多依秦舊，漢初措施深具法學內涵, 顯而易見。. z2 a% u& \! H( w- ~2 o
; s }; k$ x# P% H: J" `
（戊） 漢室治道，陽儒陰法──漢武帝雖罷黜百家定儒學於一尊，但實際施政卻是王霸雜用，正如「漢書‧元帝紀」載宣帝之言曰：「漢家自有法度, 雜8 [9 Z9 N- @. a% J
: M5 M0 `- C- c3 n9 F# S( R. p
王儒霸法而用之.」& N3 B5 D# O O% [% N7 B, e
7 O: Q& C$ x6 z
(己) 法家學說一直為歷代支撐政治的骨幹 ---- 就中國兩千多年的君國統治來說, 法家學說碓有其不可磨滅的意義存在. 每當國家危疑弱亂之時, 總有賴法家學說以求自強, 如三國時曹操的好用權略與孔明治蜀的平正廉明, 正是法家思想的表現, 故王夫之<讀通鑑論> 以為魏蜀重申韓之術, 宋代王安石與明代張居正, 銳意革新, 力謀富強, 也是參照法家學說而成的.
5 _0 A3 }0 E7 q2 b# p D6 [9 M1 o7 C: p4 G( `
總之,法家的精神出自列國的紛爭,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 稱: 「尊君權, 重法治, 禁私學乃當時現實政治的自然趨勢, 法家之學不過將其加以理論化而已. 」所言甚是. 法家思想盛於齊, 三晉及秦, 而後有助於秦之富強及完成一統的基業, 更是秦施政的主要學術思想的根據, 對後世有莫大的影響. |
|
